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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4页）

（二）儒学独尊禁锢了国人的思想

在国粹派看来，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不仅表现在处心积虑地剥夺国人向学求智的权利，同时还表现在它行思想专制，禁锢天下人心，为害尤烈。

由此出发，他们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批判矛头指向作为历代专制政治精神支柱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

恩格斯曾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16]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胆戮破君主专制制度身上的“神圣外衣”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接着的是戊戌时期的维新派。

康有为借助今文经学，把孔子改塑成托古改制、为民立极的大教主，表面上是拔高了孔子，实则是要借以褫夺充当君主专制护法神的孔子及其儒学的权威。

所以它产生了海啸飓风般的效应，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20世纪初，孔子改制说渐失魅力，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与其师立异，反对独尊孔子，就反映了这一点。

包括梁启超在内，其时更多的人进而创“真孔”

论，竭力将原始孔子及儒家与历代君主所尊崇的孔子及儒学区分开来。

他们强调，由于历代君主及腐儒的歪曲，孔学真道早已迷失了：“哀哉！

吾中国之学者，名为承孔道，而实则守老学，传习数千年，尽失其孔子之面目，驯至受保守主义之烈毒。”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倡明孔学，以免其“再为人误而误以误人”

[17]。

他们不能正视即在原始的孔学中，也仍然存在着消极面，反映了自身的局限。

但原始孔子、孔学与后来为帝王所提倡尊崇的孔子、孔学，毕竟是不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孔”

论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人们摒弃了孔子改制说的虚玄，将神秘的大教主还原成了世俗的主张民权的“大国民”

、学者和教育家[18]，虽然仍不免于把孔子理想化现代化了，但人们毕竟已经突破了儒学独尊的传统观念，因而超越了康有为。

国粹派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存在两个层次。

一是以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为代表，重在批判历代君主借孔子行思想专制，近乎“真孔”

论；二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进而批评作为先秦学派的儒家学说自身的弊端，矛头直指孔子本人。

例如，章太炎著《订孔》，借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

。

[19]显然又超越了前者。

不过，国粹派中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主要着眼于第一层次。

所以，为叙述方便，章、刘第二层次的见解，留待“国粹派的史学思想”

一章集中论述，这里只突出第一层次的批判。

国粹派关于国学、君学的判分，与“真孔”

论隐然相通。

国学既为先秦中国独立民主的“一国之学”

，儒学为其时的显学，无疑属国学；而二千年来依存于君权的儒学既为君学，自然远非“孔学之真”

。

邓实认为，秦代焚书坑儒仅是君学的肇端，而汉尊儒术才是其确立之时。

叔孙通制朝仪，假儒术以尊天子；汉武帝表彰六艺；公孙宏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申公以学显，弟子尽成青紫；这些都说明汉代儒学已与君权结为一体，而最终化为君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