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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6页）

[28]，所以严立社讲学之禁，一切有违儒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尽行取缔，“攻之不已，至欲杀之，杀之非刀非兵，或杀之以言语，或杀之以文字”

[29]。

由是，一切新思想、新创造均遭扼杀，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界漫漫的长夜，陷国人于平庸和麻木不仁的境地。

秀智之士，或消磨于琴棋书画、蔓衍不急之文章，以自老其才华；或闭门独学，自陷于孤陋寡闻。

至此，下流社会奔走衣食，固成无知无识；上流社会则评点讲章咿唔墨卷而已，同样了无生气。

“如此之国，则非特无才民才士也，抑且巷无才俊，市无才驵，泽薮无才资，此专制国之治法也”

[30]。

3.开士人利禄奔竞之途。

儒学既定于一尊，学术便与利禄结成不解之缘。

在汉初，就已经有所谓“经义苟明，取青紫如拾芥”

的说法。

此后二千年，士人无不奔竞于利禄之途，所读不过是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所求不过媚君固宠图富贵而已：“儒之为儒，惟在谌心荣利，苟以趋时而已。

时之所尚，利禄之所在，则不惜迁就其生平之所学，以腴媚时君。”

所以，汉之博士、唐之诗赋、明之八比、今之学堂考试，一脉相承，都不过是“斥之于朝廷之趋向，以为转移”

[31]之科举而已。

由此导致两大弊端：首先是士林道德之衰堕。

士人为富贵利禄计，蝇营狗苟，不惜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终成“无气无声无骨无色”

的人；更有甚者，立身伪朝，为虎作伥，驯至“全种之人成其为奴隶之性质”

[32]。

其次是学、用分离，学术益晦。

中国学术在先秦强调学、用统一，“其时之言学者，皆能以其学为用”

[33]。

孔子集古代学术之大成，“孔学之真”

根本在于“兼具师儒之长”

与“政教之途合一”

[34]，学与用也是统一的。

但秦汉之际，儒学定于一尊，奔竞利禄之途既开，经、儒便告分途：一部分人传六艺之学，不求利禄，抱残守缺，流为经师；另一些人志在用世，流为儒家。

学与用，也缘是分离。

其后，经、儒混一，“通经致用之说”

兴，但那不过是奔竞利禄的口实而已，先秦独立求真、学用为一的学术真谛，早已亡失了，儒家所谓六艺之文，遂成“君主藏身之窟矣”

[35]。

总之，在国粹派看来，君主专制与儒学独尊，二者互为表里，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

其为祸之烈，即在于扼杀思想，禁锢人心，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失去了内在的活力。

（三）缺少与外部文化间的交往

国粹派相信不同民族的文化间的交往，是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西方吸收希腊、罗马文化，日本吸收中国、西方文化，结果“文明远过其本”

[36]，就是明证。

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却孤芳自赏，虚骄自大，倡“夷夏之防”

，定中外之界，结果作茧自缚：“承平日久，外患渐消，骄慢之志成，自尊之心启，不曰王者无外，则曰一统之尊，称己国则曰中华，称邻国则曰夷狄，一以启轻敌之心，一以阻交通之进步。

此欧人东渐以来中国所以不振也。”

[37]邓实将人群进化分为“一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