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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8页）

所以，邓实等人有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衰微与社会经济危机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文化是社会的“表层”

，实业即社会经济才是其根基，并指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除了西方是“民主政体”

，中国是“专制政体”

之外，还在于前者“以工商立国”

，后者“以农业立国”

，中国实业即社会经济实力不如人。

邓实认为，时至20世纪，“立国之要素”

是实业。

一国之强弱，不在其“表层”

的政治法律制度文物，而在于作为社会根基的“实业社会”

。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进步与否，首先必须考察其社会实业发达的程度：“入于其野，烟突巍巍，汽笛鸣鸣，黑云蔽空，炽铁川流；观于其都，铁轨纵横，汽车络绎，电杆森矗，珠网盘丝，则可谓强国也已矣。

入于其野，五金之产遗弃满地，民皆游手，百利未兴；观于其都，市镇荒凉，旅况寂寞，廛无才商，场无才工，则可谓弱国也已矣。”

海通以来，在欧美“工商业之风潮”

的冲击下，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社会经济愈形凋敝，“举目环顾，公私赤立，上下交困……阛阓骚然，道殣相望”

。

长江内河外轮成行；数十里高墙连绵，为外国工厂；市景繁华为外国租界，高马快车、颐指气使者是外国公司洋东。

反观蓬头垢面、如蚁如蝗者，无非是“支那小工”

，“肩挑也，执役也”

。

所以，中国落后说到底是经济实业不如人。

在工商疲敝、器用匮乏、民生凋零的情况下，即便军舰如鲫，学校如林，宪法四张，议院高矗，在天演场中都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他主张，志士仁人对于国家社会的神圣天职，就在于振兴实业，“而图吾种材性之发达”

[40]。

同时，在刘师培、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上刊有一篇小说《娘子军》。

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强调革命宣传要靠文学家，但革命收功却在实业的见解，也值得重视：“我这女学校的宗旨，第一注意是精神教育，第二注意是那实业科学上着实讲求。

欧洲各国鼓吹革命的，固然靠着一般文学家，其实革命收功，却都在那实业社会。”

[41]实业救国论固然并不科学，但邓实等人将中国文化的落后与社会经济的凋敝相联系，强调发展文化须改造“农业立国”

的传统，以发展工商实业为基础，却不失为深刻。

但遗憾的是，并非多数的国粹派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邓实等人虽指出了这一点，却也未能将之坚持下去，生发开来。

这样，国粹派的目光终究不过停留在社会的“表层”

上，其文化视野，不能不受到局限。

为要理解国粹派上述对中国文化衰弊的反思具有怎样的时代高度，将之与梁启超的见解相比较，显然是必要的。

1902～1903年间梁启超发表的《新民说》，是其时反思中国文化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节中，梁启超将中国文化衰弊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①“大一统而竞争绝”

；②“环蛮族而交通难”

；③“言文分而人智局”

；④“专制久而民性漓也”

；⑤“学说隘而思想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