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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9页）

[42]。

将国粹派和梁启超的见解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导致中国文化衰弊的原因的判断，在涉及的具体方面而言，虽然不尽相同；但二者都强调专制政治、思想禁锢和缺乏外部文化竞争诸原因，在根本点上却又是相似的。

这说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正处在同一层面上。

不过，二者的差异也是应当看到的：其一，就已涉及的问题而言，鲜明及尖锐的程度有不同。

例如，在国粹派中不仅有章太炎等人直斥孔子之非，就是邓实等人对儒学独尊为虎作伥的挞伐也十分激烈（尽管是指“伪儒学”

）；反观梁启超，不仅肯定“孔教之良，固也”

，而且虽也批评儒学独尊，但强调的是“学说隘而思想窒”

，未能指明其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实质。

其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不同。

国粹派认为，中国文化的衰弊，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非在民：“非吾民之过，而握玺戴冕居高位以治吾民者之过也。”

因此，要复兴中国文化，根本一点就在于“改革其愚民之旧政权，而听民之自求其智而已”

[43]。

即推翻以清廷为代表的现存的君主专制政权，实现国民的民主与自由的权利。

他们相信，随着民主共和的建立和文明的善果复归国民所有，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因此对中国民族自失信心是毫无根据的。

邓实这样写道：“天下大势既由君而趋于民，则其制度、文物、人才、学术、历史、宗教，亦必由君归于民。

势之所趋，虽有圣智不可与逆，必欲逆之，则其祸必至横溃决裂矣。

呜呼，过此数十年以往，吾知黄民之子孙，生太平文明之世，必有大息悲伤其时矣。”

[44]这即是说，文化复兴须与共和革命相联系。

梁启超虽然也讲“破坏主义”

，甚至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行“有血之破坏”

。

但他同时又强调，自己的主张不同于“‘瞎闹派’之革命”

，而可以设想为曾国藩所能行的“破坏”

[45]。

梁启超强调“新民”

，其深刻之处，已有许多论者指出；但在当时条件下，拒绝对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实行革命，“新民”

终究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善良的愿望而已。

这说明，国粹派与梁启超的文化见解，因为受不同政治立场的制约而神采各异，但就其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见解而言，应当承认，国粹派毕竟又高出一筹。

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不在于他们批判传统，而在于他们在批判传统之后，又更加执著地肯定传统。

因此，国粹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所以在其时独具特色，更主要还在于他们从中引出了十分大胆的结论，发人所未发：“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

就是说，所谓衰弊的传统文化，是“君学”

而非“国学”

，即不是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邓实指出，忧世之士，睹神州不振，中夏沦亡，无不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

，但此实大误。

“悲乎！

其亦知吾国之古学，固未尝用，而历代所用者，为君学乎？”

用之无效，始谓无用，国学既未尝用，又怎能断其无用呢？“是故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

[46]刘师培则说，人笑国学为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于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