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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2页）

，所以救亡第一要策，当在“废除汉文”

。

吴稚晖完全赞同上述二人的观点。

他强调，中国文字不过是祖宗遗留的“糟粕”

，是代表“旧种性”

障碍国民进化和“制造野蛮”

的渊薮。

因此，它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需要，必归于淘汰[4]。

吴稚晖等人介绍世界语固然不错，但他们诋毁和主张取消中国文字，显然表现了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它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少数人废汉字宣传的先河。

国粹派坚决反对废弃中国文字。

章太炎为此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指斥吴稚晖等人无非“为尚奇觚”

，“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

[5]。

他们认为，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文明的结果，而且是沟通国人情感、维系民族统一的精神纽带，因而是极可宝贵的国粹：“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

[6]在当今的世界，通过灭人文字以灭人国，是欧美列强“灭国之新法”

，更何况俄国与日本正分别在东北、台湾强行推广俄文与日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怎能自废文字，作茧自缚呢！

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

吴稚晖等人断言，语言文字与爱国无关，保存中国文字，“徒留一劣感情于自己种族之间”

[7]，却是不负责任的故作高论。

但国粹派又不仅仅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强调汉文汉语为国粹，而且还强调指出，中国文字并不像吴稚晖等人所说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活力，它起源最古，迄今绵延数千年未尝中辍，为世罕见。

其独具精神和“未尝障碍文明”

，是无须证明的。

“东西文字，各有短长”

[8]，国人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章太炎说，中西文字虽有象形、合音的分别，但二者互有优劣，“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

。

南至马来，北至蒙古，文字也以合音成体，但其文化并不优于中国；即在俄国，识字的人也不比中国为多。

可见，国民的识字程度与文化发达与否，不决定于文字的象形、合音之分，而决定于教育制度本身。

章太炎认为，汉语词汇丰富，状物细腻，是西方传教士也承认的中国文字的“独秀”

之处[9]。

田北湖则从语言结构上，强调中国文字较西方文字更富有表现力，他说：“言其体制，则连法者不若独立；言其义意，则拼母者不若形声之孽生，况运用词句，变动位置，无中土之神妙简易。”

[10]邓实也认为，“吾国凡百政治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实优胜之”

[11]。

但是，他们也不否认，中国文字有自身的弱点，当加以改良。

例如，刘师培就指出，汉文有笔画繁多、语义含混等“五弊”

，他主张要从用“俗语”

和白话文入手，逐渐实现文言合一[12]。

章太炎虽然不赞成改革文字本身，但也看到“汉文之深密”

，需要有“使易能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