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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3页）

的教授方法。

为此他设计了一套以36纽文与22韵文构成的汉语注音方案。

它为清末切音字和民初《注音字母》奠定了基础。

同时，国粹派并不否认为了国际交往，必须尽可能学习外国文字；他们只是强调应当看到，在世界未臻大同的情况下，各国语言文字对内都更适于情感的交流。

而对外都各有局限。

因此，各国都应当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字，强行用西方某种文字去替代各国文字，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在实际上只能阻碍文明的发展。

应当说，这同样是合乎理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文字的优越性正日益显露出来。

特别是中国数字的逻辑性比西方文字更有利于数学思维，已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

一位当代学者指出，以往认为汉字阻碍科技发展的种种诘难应当推翻：“从长远来说，中国文字要比其他文字来得优越，常用字的强生命力能容纳任何新发展，汉语以词组解决新事物比英语以新生字解决新事物更为优越”

。

同时，汉字固定笔顺，也“将使中国文字在信息处理方面远比西方的拉丁字母文字为优越。”

[13]国粹派固然看不到这一点（其中，如上述，田北湖多少预见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坚信中国文字有自身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却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废问题，同样曾在清末引起广泛的争论。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迄清末，由于西医势力蒸蒸日上，实占了中国医学界统治地位。

由是，一些崇信西医的人，又反转来指斥中医为妄说，加以完全抹杀，废中医之说，乃浸浸而起。

例如，吴汝伦说：“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

……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

……故何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盖可付之一炬。”

[14]

国粹派同样反对废中医。

《国粹学报》1907年第29、30期上连载沈经钟的长文《医科应用论》，可视为代表作。

作者认为，中西医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彼言脑筋，犹我言宗气；彼言血管、迥管、微管，犹我言脉络孙；彼言鲜血入血管，紫血入迥管，犹我言营为精气，能入脉；卫为悍气，不能入脉”

。

他肯定西医分病理学、药理学，理论精妙，有过中医；但又指出，西医拘泥于生理解剖学的“形迹”

，缺乏整体的观念。

因为仅仅掌握人体有形的结构，并不等于把握了“生理精微”

。

同样，西医重药物的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体现了用药的准确性，但它忽略了物性不等于药性，因为后者体现着“物与人之关系”

。

这正是西医的短处。

所以，“彼之治病，犹长于治外，而短于治内，能治一成不变之病，不能治倏忽传变之病，能治一源一委之病，不能治复杂岐互之病”

。

而中医综以“气”

说，不仅强调人体“脏腑经络表里标本之关系”

，且注意到人与物，即人体与外部自然界的统一，体现了整体的观念。

中医辨证施治，表现了自己独特的思路。

因此，简单说古人不知病理、药性，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