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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4页）

沈经钟强调，中西医各有长短，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借鉴西医的理论与方法，使中医“移步换形”

，存其精华，汰其糟粕，“则医科之言用，至臻于完备，而治效不止于一偏”

，从而振兴“祖国医科之学”

，而不是自暴自弃，倡言什么废除中医。

显然，这些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当然，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字与中医学问题；事实上，国粹派是在整体的意义上，强调中国文化无论是在政治、伦理、宗教，还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具特色，而非西方文化所能替代。

他们所以执著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体认文化民族性的存在。

国粹派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自觉，自然有一个过程。

我们注意到，迄1904年底前，邓实等人也都曾是热情奔放的“欧化”

论者，津津乐道的是“移欧花，食欧果，以金碧庄严我东亚之世界”

[15]，而于欧化与传统的关系，无所措意。

黄节虽然在1902年就提出了“保存国粹主义”

，但在稍后的《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一文中，他却强调，国家正当过渡时代，缺乏常识的人无法摆平“国粹”

与“欧化”

的关系，为避免守旧的“国恶日长”

，不妨暂时牺牲“国粹”

以存“欧化”

：“则与不及无宁过之，国粹稍损尚有恢复之望，国恶日长，将有危亡之虞，得自誉者，不如得一自毁者，其稍有进步之望也。”

[16]“欧化”

可以牺牲“国粹”

而先行，这里自然不曾虑及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1903年邓实在《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中，将中国社会比作千年封闭的“黑暗幽室”

，将“欧化”

比作屋外“光明可爱”

的“曙光”

。

并断定，国人既见曙光壮丽，必将逃出幽室而欢迎之。

同时，他写道：中国正处小通时代，中西文化混杂，“于是有倡国粹主义，以保存此旧风尚者，有倡欧化主义，以欢迎此新风尚者。

一群之中，半文半野，忽此忽彼……是谓似进而非进，似退而非退。

大通时代之群治，无此国彼国之界，吸收全球文明之新空气，以纳入国民之脑中。

新社会必新政治，新政治必新道德，新道德必新法律。

如游一美丽园囿，一花、一鸟、一草、一木，皆活现其精神”

。

“国粹主义”

是守旧，“欧化主义”

为迎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将去野就文，舍旧趋新。

其时邓实呼唤的还是“欧化主义”

与无国界的“全球文明”

，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同样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