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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5页）

国粹派所以能自觉到文化民族性即民族文化内在生命机制的存在，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自对“欧化”

无成与现实中社会文化失范的反思。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同一篇文章中，邓实又对自己的上述乐观，表示了怀疑。

他转而告诫“醉心欧化”

的青年人说，如果在将旧有的政教风俗全行破坏之后，新政教新风俗能随即继起，“一出支那即入欧美，无过渡之劳，无分娩之苦，岂不甚善”

？然而事实上，在出入之际，“必有无限之阻力、无穷之波澜、曲折起伏于其内”

，因为，“吾观宇内，文化之长进，从无一线直行之理”

。

在这里，他又隐约地意识到了文化的更新并非径情直遂的“醉心欧化”

所能奏效的，它有自身的必然性。

邓实的困惑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相悖。

自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志士仁人都希望引进西学能富强中国；但其时西方文化传入已历半个多世纪，中国不仅未致富强，且民族危机日亟。

“欧化”

因得不到中国固有文化的积极整合，固然多成逾淮之枳；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固有文化面对“欧化”

的冲击，既无力回应，更日趋解纽，中国社会文化因之呈现普遍的失范。

应当说，其时社会文化失范有其两重性。

就封建统治力量遭削弱而言，它是积极的；就旧秩序被打乱，新秩序未得建立，许多同样腐朽的东西借新说而愈呈猖獗，加剧了社会的动**与混乱而言，却是消极的。

梁启超说：

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17]。

反映的正是后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消极失范现象。

这同样也引起了国粹派的关切与困惑。

其中，许守微表述得更为强烈，他说：“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弊焉！”

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入中国，便尽异其趣：“自达尔文著出，而竞争之说，不以对外而以对内矣；伊耶陵著出，而权利之说，不以为公而以为私矣；弥勒之著出，而自由之说，不以律人而以律己矣”

[18]；二是缘“文化有机”

论的内张力。

国粹派既把文化看成是某种民族生命的“胚胎”

发育生成的有机体，此种多少染有神秘色彩的思辨，与近代体认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的民族性的观念，却易于相通。

正是基于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国粹派由困惑而反思，文化发展的内在曲折性，最终被认为即在于文化的创新必须尊重和凭借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

、“特别精神”

、或称“国粹”

、“国性”

。

黄节说，一个民族因其土地、人种、宗教之不同，“于是风俗、气质、习惯遂各有特别之精神”

[19]。

此种特别之精神，就是“国粹”

。

许守微也强调，国粹作为“一国精神之所寄”

，是“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

[20]。

章太炎则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