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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6页）

，这就是缘于种族与历史的“国性”

[21]。

但刘师培讲得最明确：“此特性者非偶然发生之物。

日本高田氏国家学原理之言曰，人民者起于公同精神感觉之人种、世袭社会、兼包异职业殊地位者也。

人民既起，而言语风俗及开明之力使团结而生一特异之感觉，以自别于他社会。

以此而证……凡一族之人民必有一族之特性。”

[22]用词虽不同，但他们显然都强调了各民族因历史、人种、地理的差异，所形成的各自文化的民族性的存在。

同时，“特性”

、“特质”

、“国粹”

、“国性”

，又不是凝固僵死和封闭式的存在，而是日新又新，开放式的生命机制：“特性者，运用文明之活力也”

[23]；“国粹者，助欧化而愈新，非敌欧化以自防”

[24]。

所以，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提出，表明国粹派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各国文化自身机制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醉心欧化”

者的谬误，不在于引进欧化，而在于他们试图在完全否定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实行全盘西化，这恰恰抹杀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脱离了中国文化生命机制整合的“欧化”

，自外生成，便不能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数十年“欧化”

无成，原因就在这里。

其时，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已为许多人所触及。

但是，国粹派的深刻就在于，他们不仅明确地揭示了民族性的存在，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类文化的概念，即从整体的意义上，将中西文化判分为相互平行和独立的两大区域性文化体系，并由此探讨二者的关系，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中西文化观的鲜明特色。

就邓实等人而言，其类文化见解的提出，主要是借重了“地理环境决定”

论。

20世纪初年，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

论在中国正风行一时。

此种理论强调外部的地理环境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无视其内部的矛盾运动。

因而它是一种非科学的外因论。

它对时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往往被引以解说中国文化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但是，由此引出的却是一个消极的命题：既然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落后，而它本身又是不易改变的，那么中国的落后不就成了先天注定和难以摆脱的命运？然而，邓实等人却能另辟蹊径，藉“地理环境决定”

论判分中西文化为“类”

的差异。

邓实指出，正因地理、人种不同，中西文化应看成是主“静”

、主“动”

不同的两大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则以泰西之土地华离，吾国之土地方整；泰西之人种亚利安，吾国之人种巴克，则土地人种不同也；泰西之风俗习躁动，吾国之风俗习安静，泰西之政教重民权而一神，吾国之政教重君权而多神，则风俗政教不同也。

土地人种不同，故学术亦不同；学术不同，故风俗政教亦不同。

此相因必然之势也”

。

[25]在另一处，他又指出，“中国之地理便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