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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文化观（第7页）

，故中国文化重农、重文、重宗法、重伦常；“白人之地理便于商”

，故西方文化重商、重武、重国家、重平等[26]。

正因为中西文化都是因各自不同的地理、人种条件而形成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因此，除非能改变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人种，西方文化是不可能替代中国文化的：“然则欲易吾学以为泰西之学，则必先易吾土地人种以为泰西之土地人种。”

[27]固然，文化类别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其外烁特征上的差异，更主要还在于文化各自内在的精神与特质的不同。

在汪德渊看来，中西文化的差异虽然源于“形势之自然”

，而一务农一务商，其制治皆由此出，但光看到中国文化由此必然衍化出重宗法、讲孝道、崇俭朴、轻商重农一系列政教风习与西方大异其趋，是不够的。

尤其还应当注意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更缘此氤氲化育生成了自身极可宝贵的国粹，即以礼义廉耻为准绳的群体和谐机制：“虽有贵贱之阶级，实无贫富之阶级，生事之律不甚悬绝，故未有以恶衣恶食为耻，或以贫而若难为人者，是以天下相竞于一间，以礼让廉耻为维纪，可弱而不可亡。

凡此皆吾国至可宝贵之元素，亦即所谓国粹者是也。”

[28]尽管邓实等人对于中西文化作为“类”

的差异的解说并不精当，但他们毕竟将“地理环境决定”

论这原使人沮丧的消极的命题，转换成了令人感奋的积极的命题。

耐人寻味的是，章太炎对以“地理环境决定”

论判分中西文化，甚少措意；但他却更明确地把文化“类”

的观念引入文化思辨，从而使国粹派类文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他认为，各国文化不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仪刑他国者”

，即文化根底浅薄，不能自成体系，有待模仿他国以进者；一种是“通大之国”

、“能自恢彉者”

，即文化根底深厚，自成体系，“因仍旧贯”

，即足以生生不已者。

文化类型的此种差异，犹如木之有“文”

、“散”

之别：“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

。

中国、希腊、印度等国属第一类型；日本、日耳曼、缅甸等国属第二类型。

固然，章太炎的本意是要强调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的中国，不应当简单模仿他人；而且他用“仪刑”

、“因任”

两种类型规范世界各国文化，也不恰当；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他提出各国文化的发展（包括吸收外来文化）都因内在机制的差异而构成了各自不同的类型，实已突出了文化“类”

的概念。

这在另一处，章太炎批评某些人将西方文化视为“四海同贯”

共同的范式时，讲得更明确。

他说，万国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犹各因其旧贯，礼俗风纪及语言，互不相入，虽欲大同，无由”

。

一些人“盛称远西，以为四海同贯，是徒知栌梨、桔柚之同甘，不察其异味，岂不惑哉”

！

[29]这里以栌梨、桔柚之同甘而异味，比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说明中西文化类的差异，形象而传神。

近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虽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但就其各自缘民族、历史、地理诸因素而生成的独特的整合机制，或独立的文化体系而言，却具有同等的价值。

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和首善的文化范式。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我们实无理由认为某一文化是首善的典型……人类文化具有无数形貌，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一例。

我们若想从事科学研究，只有朝极力抱持这种态度之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