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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14页）

特别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多是训练有素的朴学大师，他们将朴学的方法用于治史，愈显功力。

前者考证“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

[70]，后者考证“周、召共和”

与西方共和政治无涉说[71]，皆考辨精审，为其时有名的撰述。

不过，国粹派毕竟较乾嘉先贤站得更高，因此他们不是简单沿用传统的朴学方法，而是借助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使这一原含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在自己的手中踵事增华，平添了新的活力，从而也进一步体现了中西的兼采与融合。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国粹派将乾嘉先贤作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的社会学衔接起来，指出了二者间存在着重要的互补性。

国粹派把这一点视为重要的发现。

1902年，章太炎为撰《中国通史》，重读乾嘉先贤著作，蓦然间，豁然开朗：小学非仅为经学的附庸，同样可为通史明进化的津梁。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借以发见。

……试作通史……然后知……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

[72]。

西方社会学藉语根探迹皇古，创获极多，是因上古史迹留于传记者甚少，“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

[73]。

后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又一次郑重宣布：“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

，这就是“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

。

如《说文》中的“兄弟”

二字，皆为转注，而非本义，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字。

又如“君”

字，古人只作“尹”

字，与“父”

字然，都是从“手”

执杖，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如此等等。

“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

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

[74]。

感乎此，章太炎愈益坚信，非通晓经术与小学，不足为良史。

与章太炎相较，刘师培更强调小学与社会学间的互补性。

他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

[75]，即借助于社会学原理，可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

但是，迄今西方社会学远未成熟，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其著作大家，也在所难免。

是学的昌明，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衷。

这是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

。

他还指出，考察中土文字，须掌握三大原则：一察文字所从之形；二察文字得训之始；三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之故。

三者既明，用证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

[76]。

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世界》等文，是其时探讨小学与社会学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例如，他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