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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第15页）

、“尊”

、“酋”

、“巫”

、“医”

内在联系的独到解说，就很受时人的重视。

他认为，在上古，人们十分尊敬酒的发明者。

“尊”

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号。

而酋长之“酋”

，即为酒官的借假。

上古巫官兼医职，“医”

（醫）字从“酉”

，即系酒字省形。

时以巫为酋，即以巫为医，“酋也者，巫之作酒者也。

医也者，巫之以酒疗人疾者也”

。

据此不仅足见上古“中国之医学，多与宗教相参”

，而且可见其时的政治、学术无一不始于崇信鬼神的宗教[77]。

这些见解，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丰富了。

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

他在给后者的信中说：“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

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

。

他肯定刘师培关于“尊”

、“酋”

皆以酒器、酒名引申为贵者之号的见解，同时又加以补充：“《易》称不丧匕鬯，《史》有三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

旁徵印度，则婆罗门以苏摩为天王；近徵日本，则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为庖正，得以光复旧物者，亦以酿酒悦众之故（杜康即少康），此皆往事可验者矣”

。

此外，他复肯定刘师培“引君训群之说”

以及“古人举数止于五”

等见解，均“陈义奥博，不能复赞一词”

[78]。

国粹派重视探讨新史学的内涵、体例和研究方法，但他们最终却是将问题归结为新史家必须具备新的素质。

如前所述，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都认为，治史不能仅限于中国史籍，当掌握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的新知；他们强调的是史家知识结构的更新。

但马叙伦的主张更富有创意，他提出新史家当具“特别之精神”

：“抑我谓史氏无特别之精神，亦必不能具千古特别之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