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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3页）

，虽不避严刑峻法，但“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

，并非“偏于专制”

[12]。

这里国粹派的见解，不仅于墨、老、法诸家有所偏爱，而且将平等、民权、法治、政治家一类近代观念加诸其身，明显又失之牵强附会。

他们有意拂逆传统，提升诸子而贬抑儒学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说来，重新肯定诸子学的价值，时人多能接受；但是，将孔子及其儒学降与诸子同列并重新评判其优劣得失，就难免惊世骇俗，以为“非圣”

。

甚至一些开明的学者，也往往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力。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彼而阙于此者”

。

梁书成于1920年，“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

能知子、经并重，可见此种识见在清末之难得了。

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其时便未全脱口欲言而嗫嚅的困窘。

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虽然对汉以后儒学独尊的弊害常加挞伐，但事涉孔子，徒唤奈何：“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王顾左右而言他，反映的正是上述脆弱的心理。

同样，如前所述，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也怀类似的心态：可以批判“伪孔”

，但讳言“真孔”

。

惟其如此，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孔子及其儒家施以正面和尖锐的批评，就不仅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使国粹派学术平等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有力的彰显。

章太炎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

[13]，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时伸时绌”

、“哗众取宠”

之人。

所以，用儒家道德，必至“艰苦卓厉者绝灭，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

缘是之故，儒家缺少明晰的见解，议论止于含混。

如果说基督教崇奉一尊，害在堵塞人的思想，那么“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

[14]。

这在当时已属极大胆的见解。

不过，章太炎的批评主要突出了道德的评价；刘师培则更注意指出孔子学说作为一家之言，其自身的缺憾，因而较比也更能反映学术研究平实、冷静的氛围。

他认为，孔子学说有四大弊病：一曰“信人事并信天事”

。

春秋之世，科学未明，孔子虽圣并未脱对天命的敬畏；二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

。

即重人道而轻艺学，“高谈性命，视科学为无足重轻”

；三曰“有持论无驳诘”

，即少学术民主，反映了“孔门之专制”

；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