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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5页）

章太炎说，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

，妄为皮傅，强相援引，惟周秦诸子无所假借、调和，“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

，显示了可贵的独立精神。

但他们并不因此忽略诸子间存在着兼通的一面。

章太炎就指出，“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

[24]。

刘师培更强调这一点。

他说，后世之儒但知孔子为儒家，是缩小了孔学的范围，实则“孔子兼明九流术数诸学”

[25]。

惟此之故，孔门弟子多治诸子学，如子贡通纵横家，樊迟通农家，子路通兵家，“而治道家、墨家之言者尤属众多”

[26]。

总之，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唱，人才盛”

[27]，是中国古代思想言论最活跃、自由的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互补，造成周末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足以与并时而立的西方希腊学术的黄金时代相比美。

但是，古代学术发展的这一生机勃勃的时代，却随着秦汉专制君权的确立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所造成的新的政治、学术专制局面的出现而告结束，从此中国学术发展被引上了不同的方向。

这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已指出的事实。

不过，时人往往只注意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制约，因而着意于强调真、假孔学的分别。

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

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孔子及儒学，与周末作为诸子之一的孔子及儒学，自然不能等量齐观；看到其中的分别，是正确评价后者所必备的前提。

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儒学与专制君权结下不解之缘，有其内在的根据。

在国粹派中，黄节著《孔学君学辨》，未脱此种思路。

邓实说：“近儒多以君主专制之政原于孔教，归罪孔子。

不知孔子生东周之季，贵族横暴，杀戮平民，非定一尊以破贵族之局，则生民之祸必无已时，此则圣人忧患之学也，此孔学之所以又能为神州学术一大宗，而后且得时王之推崇”

[28]。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孔学有适应帝王需要的一面。

但邓实的本意却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肯定这一点。

所以，他也不脱时人的故辙。

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刘师培对孔子作了真正大胆的批评。

章太炎说，孔子“非世卿”

，虽要与贵族抗衡，但不敢“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

；相反，总是教弟子依人作嫁，“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

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

[29]。

他肯定儒家的利禄思想是它以后走上依附君权道路的内在根据。

刘师培更进了一步，强调孔子本身即是尊崇君权的：“孔之讥世卿，乃抑臣权伸君权，非抑君权伸民权也”

[30]。

所以毫不奇怪，汉景帝“已深明儒学之有益于专制政体矣”

，到汉武帝更进而抑黄老而独崇《六经》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