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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6页）

这即是说，汉代独尊儒学，是因为儒学适应了专制君权需要的必然结果。

所以，刘师培尤其强调指出，附会西书，把孔子说成是重民权的，无非是“现在康梁的邪说”

罢了。

事实上，“是因为孔子的说话，共他们（指君主——引者）所行的专制政体很有相近的地方，又有名分尊卑的话头，很可以压制百姓……愚弄中国人民，所以孔子学术，就一天一天大起来”

[32]。

这在其时并非主张全盘抹杀儒学的学者中，实为难能可贵的见解。

同时，国粹派指出，在儒学独尊的条件下，汉代学术呈现了以下的变动：第一，儒、道的神秘化倾向。

方士家言原与儒、道无涉；但汉武帝表彰《六经》，方士之流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故儿宽草封禅之仪，中垒借五行灾异释书，“经学之淆至此始矣”

。

迄光武建邦，喜藉谶纬为帝王受命之符，儒生稽古，博士释经，更竞相附会，“或注中候之文，或阐秘书之旨，故麟经作注，何休详改制之文；虎观论经，班固引微书之说；纬学之行，于斯为盛”

[33]。

东汉张角、张道陵之徒则以符箓召鬼神，而托名于老子，由是神术也窜入道家[34]；第二，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

儒家尚礼义，法家尚法治，但就治世的实效而言，前者近于虚，后者近于实，即法家“临事有效”

。

但因儒学独尊，汉宣帝后法吏欲全身固位，必藉经术以自辅；儒家反之，“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

[35]。

董仲舒对策大廷，意在黜法崇儒，但其著《春秋决狱》，却又引公羊传傅会今律。

公孙弘治《春秋》，同时又谙习文法吏事，同样外避法吏之名，内行法吏之实，是为儒术辅法吏的肇始。

迄东汉末年，社会动**，儒家束手，法学因之大行；但徐干、王符诸人仍然“采儒家之名而不取儒家之实，取法家之实而又避法家之名。”

[36]这说明两汉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学术格局，它对此后封建社会的政治与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第三，私学易为官学，学用两歧。

汉立五经博士，家法日严。

儒生受教于博士，学成取金紫如拾芥；不守家法者，见摒于朝廷，由是“私学易为官学”

[38]。

同时，别儒生于法吏，取士另有儒术一途，古代仕学合一、学用一致的传统遭破坏，“学非所用，其西汉儒生之谓乎”

[39]？第四，儒学独尊，诸子学由是日渐衰微。

邓实说：“学在专制而不能包容，故九流诸子皆归罢黜，而无与比观争胜，是则儒学末流之弊也。”

[40]这些见解，在其时自成一家之言。

魏晋南北朝，历来被人看作是世风浇漓、学术最为暗淡无光的时期。

甚至梁启超也难免此偏见。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认为，魏晋时期是“老学之毒”

泛滥的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也”

[41]。

但章太炎、刘师培的见解，却与之截然相反，认为这是秦汉后两千年古代学术史最富有生气，因而亟须重视的时期。

他们指出，这表现为二：①玄学崛起，反映了时人对儒学专制的反动。

魏晋玄学尚老庄，宅心高远，以至崇行神仙，慕求通脱。

其崛起，固然与三国以降法家柄政严贼寡恩，人多清谈放诞，托任达以全生有关；同时，战争频仍，民无乐生之心，故借隐沦以避世；但更深刻的动因，却是反映了士人对汉以来儒学专制的反动。

所以，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首倡玄学即力排尧舜汤武，弃经典而尚老庄，薄礼法而崇放达。

刘师培说，两汉以降，“儒生日趋于智，迷信儒术之心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