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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8页）

相反，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

其矜流品，成于贵贱有等，乃其短也”

[50]。

不过，国粹派却获致了以下的共识：魏晋六朝，儒学专制濒临瓦解，古代学术因之复苏；但好景不长，随着隋朝统一，行科举尽驱天下于功令一途，尤其是唐立《五经正义》，玄学绝，诸子灭，“中邦学术统一之局”

[51]复成，儒学独尊依然制约了学术的发展。

宋儒之学多源于佛老，且与九流之说暗合，但却讳言学术所自来。

故究其实，“宋儒高材，独欲修补儒术”

而已[52]。

更有甚者，程朱理学倡三纲五常之说钳制民心，“祸中生民，盖数百年于兹矣”

[53]；明儒多承宋儒唾余，少所发明；清代学术因异族入主，而波澜迭起，但究未能逸出儒学一统的格局。

由上可知，国粹派是相当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学术变迁的大势。

究其所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作如下概括：从学术发展外烁特征看，“神州学术春秋以前归于鬼神术数；春秋以降，归于史；汉以后归于儒，归于儒而无所复归矣”

[54]；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则经历了由春秋前的官学转变为周末的私学，复由周末的私学转变为秦汉后的官学的进化轨迹。

与此相应，神州学术的品格，又由古代学用一致的实学，逐渐蜕化为学用两歧的虚学，而明、清汉宋学的末流更趋其极。

所以，国粹派在习惯上又将秦以前的学术称为健全的“国学”

，而认其后是“君学”

当道“国学”

衰微的时代。

对于古代学术的总体评价，邓实指出：神州二千年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

因此，迄今中国学术与国势的衰堕，可证“儒学之果无益于中夏”

。

但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学术的质干，毕竟又说明其有自身的合理性。

故研究古代学术又不能不主要探讨儒学，而辨其真伪[55]。

章太炎的看法有不同，他强调古代学术从总体上看，是处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

[56]。

他们的见解虽有差异，但无疑都有益开拓时人的思路。

3.实事求是论清学

国粹派对魏晋以降古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是清学。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清学不仅内涵宏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属“本朝”

史，与现实息息相关。

但也惟其如此，作为主张激烈排满的革命党，其论清学就不能不染上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用民族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曾是国粹派论清学重要的指导原则。

刘师培在《孙兰传》中指出，明季遗民黄宗羲、王锡阐、孙兰等人洞明泰西学术，又各“以高节闻，抗志不屈”

，体现了“学术之界可泯，种族之界不可忘”

的圆满。

相反，杨光先诋西书，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乎，此孙兰所以为高士欤”

[57]！

刘师培实际上是把学者的“出处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