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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9页）

，即民族主义看得高于一切。

这也是国粹派的共识。

应当说，由于清政权是一个种族压迫的政权，它的建立明显地制约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因此，国粹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常使自己知人论世的目光变得尖锐起来。

例如，他们认为，雍乾之世，学者所以尽趋考据一途，实因清廷网罗日密、文字狱屡起的缘故。

学者怀抱才智，举足荆棘，“无所于施，则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

[58]，“家有智慧，尤凑于说经，亦以舒死”

[59]。

魏源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固然不错；但他没有指出所以导此末路，“则由于时君之抑扬，种族之观念，运会之适然，其原因为甚繁”

，而徒然归罪于儒者，则是不公平的[60]。

这种看法虽然并不全面（下面即将谈到），但不失为尖锐。

同时，国粹派强调民族主义的原则，显然也是为了倡导民族气节，以助益现实的排满革命。

但是，民族主义毕竟不足以规范清学。

清代学术虽受清廷某些种族政策的制约，但说到底仍与古代学术一脉相承，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乾嘉汉学的动因不仅限于文字狱，与其时生产繁荣、社会安定造就了学者得以专心著述的有利环境也紧密相关，正是强调了这一点。

同时，仅以是否“事二主”

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臧否清代学者，本身也不正确。

事实上，局限于民族主义看问题，不可避免要产生片面性。

例如，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贬抑黄宗羲，其理由是黄本人虽“以死拒徵，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

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61]。

就不免绝对化。

同样，他无视戴震本人也出仕清廷，而断言其倡言汉学，乃是为了阴阻士人侧身伪朝，“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

[62]，也有失牵强。

国粹派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并不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而且同时更能注重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探讨清学，判其得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1）注意探究清学演变的内在动因。

邓实虽然强调清代汉学的兴起，是清廷文网日密的结果；但他同时又指出，有清一代，经学迈汉唐，性理、辞章之学蔚然并起，其著作等身卓然成家者，数以百计，为历代所未有，“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

。

究其原因，“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

[63]。

其论说的视角，显然已越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更客观地看到了清代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对于促进包括汉学在内学术繁荣的积极作用。

刘师培的见解更进了一步，他看到了清代学术变动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

他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顺、康之交，顾氏诸人集注于音韵训诂，于汉学虽有创始之功，但却非其萌芽之所在。

“汉学初兴，其徵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

。

阎百诗之于《古文尚书》，胡渭之于《易》，毛奇龄之于《四书》，“怀疑派”

崛起辨伪指谬，宋学数百年的权威因之动摇。

由怀疑而求真的探索精神，也因之一发而不可收，汉学于是浸浸而起。

是为第一期；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徵实派”

继起，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