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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第10页）

。

是为第二期；汉学既炽，精华已竭，后继者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所得自微。

是为第三期；常州学派起，理先王之绝学，外张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虽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

是为第四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样没有把汉学兴起的原因只归于清廷专制，而是强调了学术自身的内驱力，即“怀疑”

精神的高扬；二是认为汉学四期演进，大抵前二期属于进，后二期流为退，所以如此，合乎学术兴衰内在的逻辑：“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徵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合名实，威令严明；而从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国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

[64]。

除了对今文经学派的崛起所论不免偏颇之外，刘师培的上述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尤其以拓疆建邦作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比人们时常征引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相同见解，要早了13年。

可见其对清学的理解，同样已非民族主义的原则所能规范的。

（2）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

国粹派推崇惠栋的吴派、戴震的皖派为汉学中坚，高山仰止。

但他们也指出，前者“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

，信古过深，难免曲为之原；后者条理严密，“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

[65]，稍胜于前者。

他们更崇敬戴震，以为不仅其说经简直高古，唐宋以降，罕见其匹，尤其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二书，极论“理生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

[66]，有力廓清了宋儒“存天理灭人欲”

的谬说，厥功甚伟；但也指出了戴震的不足。

例如，刘师培说，《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虽精，但有三不足：未能指出“欲”

有两种：“人生所恃以进取”

的欲望，若名誉、生产发展，“不当言节”

；而男女饮食的“嗜欲”

，则“在当节”

。

笼统肯定人欲，失之偏颇，此其一；宋儒以“势”

为“理”

，兴名分之说，以为犯“理”

即犯分。

戴斥之为“以意见为理”

是对的；但“理”

毕竟不等于“势”

，宇宙万物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都有自己的“理”

，即客观规律，不应当否定。

并“理”

不讲，因噎废食，此其二；戴说悉以经文为据，凡前圣所未言，即诋为异端邪说；后儒立说足申孟子者，亦深文周纳，排之不遑。

“门户之见极严，不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能平心考察，故讹误实多”

，“不足为千古定论”

。

不脱门户之见，此其三[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