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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6页）

，其谬二；衣之既成，不可谓之“初”

；木之既枯，不可再新；人之既老，不可还童。

“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

。

满洲之新，在康、雍二世，今之清廷腐败已极，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

[28]。

章太炎是文训诂周详，申论鞭辟入里，在其时颇具影响。

当然，国粹派没有停留在文字训诂上，而是更注重征引中外历史立论。

戊戌政变刚刚过去不久，但已成为历史。

柳亚子以戊戌变法失败血的历史教训为例，所论一针见血。

他说，维新、立宪云云，不过是幻影梦呓而已。

“不见夫戊戌百日之事乎”

？谭嗣同虽有救民之志，但眩于清廷“浮辞”

，结果空掷大好头颅。

菜市口的鲜血，足证清廷不足信，如何执迷不悟！

“往车已矣，来轸今方遒，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29]！

其时一些人所以侈言维新变法，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为藉此可以避免革命流血，但国粹派反驳道：维新又何尝能苟得？“康有为戊戌之事，成鉴未远”

，固不必论；即东西各国，新政也无不以革命流血成。

意大利、匈牙利“轰轰烈烈，百折不回，放万丈光芒于历史者，无论矣”

，英国不是以立宪著称吗？然而在它的历史上也有多次革命，“使英人不革命，一土耳其耳”

。

同样，日本维新有尊王倒幕之役和西乡、南洲、鹿儿岛革命，“使日本不革命，一朝鲜耳”

[30]。

立宪派一方面鼓吹君主立宪，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革命。

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为中国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行革命必寻乱天下，杀人如麻。

1906年他复发表长达数万言的《法国大革命记》，污蔑法国大革命，倡言中国有“特别之情”

，欲行革命，无非“无病而学呻矣”

，其为祸之烈必至“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

[31]。

二文在当时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于前者，章太炎写了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长文，痛加驳斥。

其中，引史为证反驳康有为所谓公理未明不可革命，尤见精神。

他说，义和团初起时，但知“扶清灭洋”

，及景廷宾再举，则已知“扫清灭洋”

；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卒为所卖，及今日广西会党则已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人心进化，公理日明，彰彰可见。

据此，章太炎引出了著名的结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