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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7页）

[32]。

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同时也即是对现实革命的有力肯定。

康有为的后一篇文章是其1904、1905年周游欧洲后写就的，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影响甚大。

故章太炎说：“自此论出，其为进步之梗者，良非浅鲜，不可不有以匡之”

[33]。

为此，他特嘱汪东撰文予以驳斥。

汪东应其要求，先在《民报》第11号发表《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其后，又参考日本学者河津祐所译《法国革命史》，及奥田竹松著《佛兰西革命史》等，撰成长文《法国革命史》，在《民报》第13、15、16、18、19号上连载。

这两篇文章不仅是革命党人直接反驳康有为的专论，而且也是革命党人系统论述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

其基本观点自然也为章太炎所认可。

汪东的文章除了在具体史实上纠正康有为的歪曲外，主要突出了以下的内容：其一，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力斥康的污蔑。

他说，法国大革命“一洗旧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亦赫然可观哉”

。

它推翻王权，首创自由平等的原则，实为近代欧洲各国革命的先导。

康有为诋毁它，要在“其尊君之心理使然”

[34]。

其二，指斥康有为替清朝专制统治涂脂抹粉。

汪东强调，自己撰《法国革命史》，目的在于通过中外比较使人们“知佥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

[35]。

康谓清朝深仁厚泽并无法国式的苛政，因此倡革命无异无病呻吟；但汪东历数清廷“虐史”

，证明其“惨酷”

实远迈法国君主。

其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

汪东认为法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君主专制的战争，是合理的。

康有为攻击它，无非谬托危言，阴阻国人革命。

但清廷的暴政既过于法国君臣，中国人民革命也同样是合理的：“何以恶革命如耿鸟猛虎洪波巨焰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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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康有为诋毁革命的一个重要口实，便是革命必酿至伏尸百万、杀人如麻的惨剧。

章太炎等人以各国立宪又何尝不流血反唇相讥，虽不无道理，但终因缺少正面作答而稍呈乏力。

现在汪东没有回避问题，认真作了回应。

他不否认法国大革命发生了杀人流血的场面，但他认为“天下之事，惟有所忍，乃能有所不忍，而大不忍之心即存于此须臾之忍之间也”

。

革命缘救民而起，“革命即不能不杀人流血，杀人流血，忍事也，忍而为之即将以达其舍身拯民不忍人之心也”

。

革命不能不流血，这是残酷的（“忍事”

），但千百万人却因此解脱专制之苦，可见它同时即包含着最大的仁慈（“不忍之心”

）。

因此，革命乃舍身拯民正义的伟业，又如何能诬之为洪水猛兽呢？从中外历史上看，有道之士往往以“犹豫不忍”

而致败，但“悍毒之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