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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8页）

，却能“以凶恶捷疾胜”

[37]。

故徒然标榜“不忍人之心”

而阻遏革命，即无异于助专制奸雄以虐民，其罪岂不上浮于天！

汪东的见解义正词严，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汪东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

他将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认作革命中的消极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这大约是因其取材日人的著作而受影响所致。

此外，为了排满宣传的需要，他既肯定路易十六昏聩残暴民曰可杀，又说他“心在国家”

与异种的清廷有别，难免陷于自相矛盾。

但是，尽管如此，汪东与康有为针锋相对，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有力地论证了革命自身的正义性，这不仅在对法国大革命总体的把握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其时对于击破立宪派的谬说助益革命宣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尤其不容忽视。

可以说，他达到了章太炎的要求：“有以匡之”

。

立宪派非难革命的另一重要口实是：革命将招致外人干涉。

其时，革命党人的回应多是：中国革命是有秩序进行的，不会伤害外人利益，因而外人的干涉可以避免，闪烁其词，最为空泛无力。

但是国粹派着眼于历史经验，对此的回答却是理直气壮。

他们认为民族独立只能是抵抗列强的结果，而历史已经证明列强的干涉也并不足畏：英之于脱兰斯哇，美之于菲律宾，虽大小悬绝，但费时数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勉强使之暂时屈服；而爱尔兰虽隶英有年，却至今不屈。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而惧外人干涉，岂非可羞之极！

“夫干涉亦何足惧”

？只要使革命思想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勿宁死之主义，“与文明公敌周旋”

，外人必不能亡我中国。

不然，“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

！

[38]要言之，着眼于唤起国民以求战胜列强的侵略，而非着眼于追求所谓的“秩序革命”

以取悦外人，这正是国粹派的回答以史为鉴根本不同于其他党人的可贵之处。

也惟其如此，其对立宪派的反驳也就显得更加有力量。

（三）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

国粹派通史致用的思想，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上：

1.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

1903年章太炎在《革命军序》中就曾指出：“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39]。

提醒人们注重革命实践。

1906年他为禺山世次郎撰的《洪秀全演义》作序，又不仅肯定太平天国的事业，而且主张“尊念洪王”

，以唤起人们对“国家种族之事”

[40]的关切。

但从总的看来，国粹派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结，以黄侃《哀太平天国》一文为最重要。

黄侃认为，太平天国败亡，其误有三：其于首义之时，借鬼神发难，不失为策略；但义旗既揭，“宜熟审民怀，概然捐其西方天国之教，以毋惊黎庶”

，然计不出此，典章文告尽仿基督教，致使万方解体，此其一；建京后，以为大功将成，君臣争权内讧，“以成覆亡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