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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有体用的自然人性论（第5页）

！

为古代性论开一新生面。

国粹派对此十分看重。

马叙伦《论性》，其文开头一句即谓：“自古论性者众矣，吾独挹乎休宁戴氏东原之说”

[13]。

刘师培撰有《戴震传》、《东原学案序》、《孟子字义疏证解理字》诸文，自谓“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

[14]。

章太炎也肯定戴震论性，以为“其中坚之言尽是也”

[15]。

可以说，国粹派的人性论是在戴震论性的基础上，吸收西学新知和佛学理论（尤其是章太炎）而发展起来的。

当然，在此一过程中，国粹派赋予了自己的人性论以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

所以《国粹学报》对戴震的上述二书作这样的介绍：“二书之价值，其排斥专制主言共和，并与卢骚之民约论、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并垂天壤者也”

[16]。

径将之比作共和革命的经典。

这虽有失牵强附会，但其论性的命意所在，于此却可见一斑。

同时，也唯其如此，国粹派继承了戴震的批判精神，以自己“性有体用”

的自然人性论，进一步批判了宋儒“二性”

论及“存天理、灭人欲”

的谬说。

宋儒区别人性为二，即“天理之性”

与“气质之性”

。

他们认为，“性即是理”

，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绝对的“善”

。

因此，它是“天理之性”

即性的本体，具有普遍的意义；而理体现于具体的人时，已是与“气”

相杂，形成了“气质之性”

。

所以，朱熹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

[17]；二程则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

[18]。

人性就是先验的“天理”

与“气”

的混合。

宋儒所以主张“二性”

说，要在于他们视仁、义、礼、智封建的道德为先验的“天理”

，绝对的“善”

，同时却视人的情欲为遮蔽“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