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性有体用的自然人性论（第8页）

而谓至戚不异于行路，华种于间于晳人，其可乎？是故内圣外王，无不托始于六根三欲，制为礼义，所以养欲给求，而为之度量分界。

[27]

刘师培更进而认为，戴震论性以为义理即情欲，王船山认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其见解皆符合卢梭的民约论：“民约不云乎，民约也者，以为人之天性，虽有智愚、强弱之不同，而以义理所生为制限。

盖卢氏之所谓义理，即戴氏之所谓情欲，此船山所以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也，非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

。

“宋儒倡说以权力之强弱定名分之尊卑，于是情欲之外，别有所谓义理，三纲之说中于民心，而君上之尊遂无复起而抗之者矣”

[28]。

将儒家先验的“天理”

化解为合于近代民权论的现实性的公理；为受传统禁锢的人欲正名，尤其倡言人们追求名誉、财产恃以进取的“希望之欲”

不容压抑，这无疑有力地表明了，国粹派所力为申论的正是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人性。

同时，国粹派从自己“性有体用”

的自然人性论出发，既将善恶归于后天的价值判断，便自然要进而触及人性所必然包含着的社会性问题。

刘师培等人指出，不仅人性无善恶，而且事实上所谓善、恶的概念本身，缘人种、民情、风习的不同而不同，也并无一成不变的判分标准。

例如，在中国，以“不争权利，服从君父为贤”

；在欧人，“则以为放弃自由”

。

在印度，以妇殉夫为贤；在西人，却斥之为“伤贱人命”

[29]。

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人性后天的善恶，主要取决于周围的社会环境。

但刘师培等人的见解未能得到进一步展开，较比起来，章太炎关于“我爱”

与“我慢”

、“审善”

与“审恶”

、“伪善”

与“伪恶”

的思辨所触及的社会性问题，就显得更加开阔。

所谓“我爱”

，《唯识论》曰：“我爱者，谓我贪，于所执我，深性耽着，故名我爱”

。

所谓“我慢”

，则曰：“我慢者，谓倨傲恃所执我，令心高举，故名我慢”

。

对此，章太炎的解说不尽相同，在他看来，人“有我爱故贪无厌”

，但人又因此知人人有我，“知之，故推我爱以爱他人”

；“我慢”

则是“求必胜于人”

。

二者藏于意根，固为善恶之府，但不是绝对的。

“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