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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3页）

若斯之国，岂尚曰人国？谓之下等之动物，谓之非人类而已”

[12]。

一味抹杀，更是错误的。

在国粹派中，章太炎对中国民德的估计，另辟蹊径。

章太炎提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

。

他分社会职业为十六种：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

他认为，农人终岁辛劳，被迫反抗，从死如饴，“于道德为最高”

；此外，“朴学之士多贫，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

；近世军人“与盗贼最相似，而盗贼犹非最无道德者”

；商贾仗清廷敛财害民，“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

；各级清朝官吏无非削民自娱，督抚监司更不惜“交通强国以自引重，投命异族，贰心旧君”

，自然更等而下之。

以十六种职业次第道德，大致自艺士以下，多在道德之域，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

“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13]。

章太炎的本意，是主张对国民的道德应有所分析，避免笼统论定。

这自然较邓实等人为高明。

同时，他强调辛劳贫苦的广大劳动人民，其道德实较卖国残民的清廷显贵为高，也不失创见。

但也无须讳言，从总体上看，章太炎的判断仍然失之简单化。

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德的兴衰高下，与职业划分并无必然的联系。

以“艺士以下”

、“通人以上”

为界，划定道德与非道德的范围，固属主观臆测；事实上，就是清廷的官吏、军人，也当有所分析。

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等人就不便说无道德。

此外，商贾并非皆大盗；朴学之士未必多贫，理学之士未必多诈，文学之士也未必多**。

至于章太炎断言：“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径将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更属大谬不然。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国粹派对国人公德衰堕的批评，虽不免偏激，但他们于其致衰原因的探究，却是值得重视的。

他们反对一些人将此归咎于中国人种的低劣，认为这与人种无关，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使然。

西洋社会“以人为本位，中国以家为本位”

，故西洋以个人为单位，以社会为整体，其间并无阻隔；中国则不然，个人与社会之间，别有家族阻隔。

同时，西洋家族以夫妇为中心，中国家族重父子一伦，尤以孝德为首，名分日严，压制日甚。

职是之故，西洋社会人我、群己相通，成一“完全社会”

，其国民自然易生公益观念而民德兴：“盖以己身对于社会，则社会为重，己身为轻，社会之事皆己身之事也”

；中国社会则囿于家族、名分，人我、群己相隔，“中国无完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