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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4页）

故其国民“以身为家族之身，不以身为社会之身”

[14]，即“在人人知有己，而不知有群；知有家，而不知有国”

[15]。

只讲私德，虽不乏仁美，但爱力所及，仅以家族为范围，其公益观念自难进步，而民德不彰。

第二，君主专制政治束缚的结果。

在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中国从未形成真正的公、私观念，即不明公、私的界说。

中国历来解“公”

字，实等于王公之“公”

或“官”

言。

《诗·大田篇》云：“雨我公田遂得我私”

。

此“公”

即指朝廷之君主。

历代帝王据本非己有之物为“公”

，而于民自营之业则目为私，“于民则禁其为私，于己则许其为私，盖至此而中国无真公私矣”

。

同时，帝王托公而忘私之名，使人忠于一姓，及其图公益谋公利，则又剥夺人民集会结社与言论的自由。

国人既无由参与公事公益，其公德心自然无从发舒。

刘师培说：“以专制之祸涣人民之群，此固国民轻公德之第一原因”

[16]。

邓实也说：“盖受于数千年专制政体之熔铸，无道霸者之芟锄，外族朝廷之压制，种此恶因，成此恶果，……中国民德之堕落，遂及世而莫能改也”

[17]。

国粹派将中国民德不彰，直接归因于封建的家族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治，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自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大声疾呼“新民德”

之后，志士仁人的道德论，无不以唤起国民公德心为重。

例如，梁启超的名著《新民说》即专辟有“论公德”

一节，说“道德之言，所以利群也”

。

中国政治不进，国势日衰，“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

[18]。

这是中国民族岌岌可危，急待国人合群自救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

国粹派所以执著“大德曰群”

，力主“群重己轻，舍私为公”

，其命意同样也在于此。

章太炎指出：“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亦人之性然也。

是故君子不耻不能御外侮，而耻不能仁种类；不耻海滨之不靖，而耻萧墙之无以自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