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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5页）

[19]。

刘师培也谓：“处竞争之世，非合群无以自存，而同族人民互相团结，实为合群之始基”

[20]。

但讲得最恳切的是林獬。

他在《国民意见书·论合群》中说：“如今当这种竞争的世界，我们所应该对付的有两种：一是共同一致对着□（满）洲政府，实行攘夷；一是共同一致对着大陆各国，实行自卫……（故国民当）赶紧讲求那合群的方法”

。

“顾着公义，彼此无分上下，通通合起来，求达以上两个大目的，中国前途才有一线之望。

倘然不是如此，亿万人有亿万人的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

[21]？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国人当以国事为重，同舟共济，合群奋斗。

能用如此诚挚、清晰的语言，将兴民德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鲜明地联系在一起，于其时并不多见。

这是国粹派的道德观的难能可贵之处。

同时，也唯其如此，他们没有满足于指陈民德衰敝的现实及其原因，而力图进一步探究其救治的途径与方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与上述自己判断的中国民德致衰的原因相应，他们提出了救治的途径与方法，大体可归结为三：一是必须改造传统的家族制度：“使非改良家族伦理，则平等之制难期实行，而国民公共之观念，亦永无进步之期矣”

（其具体改良主张，下一节将详叙）[22]；二是实行国民教育，具有公德心的国民的资格不是天生的，“专靠着少时教育，慢慢地养成一种好资格”

[23]。

林獬认为，人类天生赋有“爱情”

，但其发舒，却有“天然”

与“非天然”

，即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分别。

对于饮食男女、家族财产、功名利禄的“爱情”

，属于前者；对于国家、社会、自由的“爱情”

，则属于后者。

二者“制若天渊”

。

人的“爱情”

要由“天然”

、无意识升华为“非天然”

、有意识，即由爱私转向爱公，其根本的契机则在教育：“却因受了教育以后，天然会发生这乙类的爱情”

。

教育的功能便是在于“能够把爱的根性培植得好”

，使人人自觉爱社会、爱国家，形成国民的公德，造福群体。

欧美、日本国民“爱情”

的发展多属“非天然”

，中国反之，多属“天然”

。

差别即在于中国缺乏国民教育。

因此，要振兴民德，发展国民教育就是刻不容缓的了[24]。

三是借革命建共和，为新民德创造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