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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6页）

作为革命党，国粹派既把专制政治的束缚视为民德衰堕的第一原因，他们自然要逻辑地将全部问题归结为借革命建共和，为新民德创造前提条件。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

这里所谓明公理去旧俗，自然也包含着借革命兴民德。

林獬强调，充分享受诸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身体、财产、婚姻、契约等“各种自由权”

，是培养国民公德心的前提，这与专制政治水火不相容。

所以，必须推倒清政府：“仗义据理，声罪致讨，起个大大的革命军，革你这专制朝廷的命了”

[25]。

邓实也认为“新社会必新政治”

，世界历史潮流已无可阻挡地正由专制时代转向共和时代，中国也只有实现了共和，国民道德才有可能焕然一新。

他写道：“惟其共治也，故全国人民合群智群力以建设一政府，自制定法律而自守之。

……20世纪之时代，其有一国雄飞大地呈种种之新道德新伦理以照耀世界者，吾知其必中国也”

[26]。

在20世纪初年，为倡新民德而一般地抨击传统的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固然是梁启超等立宪派所能为的；但是，将新民德最终归结为推翻清政府的共和革命，却是国粹派的道德论判然有别于后者的根本所在。

这只要看看梁启超的《新民说》力斥革命为“瞎闹”

，就很清楚。

然而，在这里，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国粹派进而提出了“革命之道德”

论，从而使自己的见解愈趋深化和更著特色。

1903年后，随着许多知识分子转向革命，革命党的队伍迅速扩大。

但泥沙俱下，成分愈杂，其内部的宗派情绪日渐显露，少数人的蜕化乃至于变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革命党人当如何保持自己的革命情操，以共举大业的道德问题凸显了。

国粹派实较其他党人更早自觉到了这一点。

早在1903年，剑公就在《政艺通报》第14号上发表了《忧群》一诗，表达了此种忧虑。

他写道：

章太炎经“苏报案”

的磨难，于此感受尤切。

1906年甫出狱东渡，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提出了要促进革命首先当办好“两件最要的”

事情，其中第一件便是“增进国民的道德”

[27]。

不久，他又发表《革命之道德》[28]长文，力为申说，可见其用心良苦。

章太炎认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此固然就一国而言；但事实上，即便就同国之内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较量而言，同样也是“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

。

如果说，历史上的楚汉之争，汉高祖之属“皆以身冒白刃”

，激励将士用命，终胜项氏，是提供了这正面的例证；那么，近世戊戌之变和庚子自立军之役，则是提供了反面的例证。

戊戌诸子，谭嗣同、杨深秀卓励敢死；林旭、杨锐等非为国事，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

，导致人心离散，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