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7页）

。

同样，自立军之役，唐才常“日狎妓饮燕不已”

，党人自发之。

及唐死，军需复为其他党人所窃。

其败灭，“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

。

章太炎把道德说成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是将道德的作用夸大了。

而且，把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维新派道德低下，也不恰当。

但应当承认，志士仁人谋国事，其个人道德情操的高下，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却是不争的事实。

章太炎以此激励革命党人，强调革命事业既远较改良为艰难，其于党人的道德要求也自然更高。

此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章太炎说：“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

？某些党人好以“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

[29]自我解嘲，但是，章太炎以华盛顿入激流救人为例，强调一个人优于私德，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亦必薄于公德。

马叙伦于此持同样见解：“天下未有公德圆满而私德有愆者，又未有私德不修而公德能无缺者”

[30]。

总之，他们强调，党人必当修德，而无须问其公、私：无道德者必不能革命。

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之道德”

，并不复杂，归根到底，只需做到两点：“公廉”

与“贞信”

。

“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

[31]。

所谓“公廉”

，即能去富贵利禄之心。

章太炎注意到，在留日学生中，初往者多“颖锐陵厉”

，慷慨激昂，但学愈就，则气愈堕。

所以加入义勇军者大抵是留学不及一年之人，而革命党中热衷于倡言“借权督抚”

者，则必为学业已就者。

究其心理，无论是“劳苦为学，固将以求报偿”

[32]，还是借口向督抚“借权”

，以求“事发不为害，革命成仕宦如故”

，都无非沉湎于富贵利禄。

故名利之念不亡，而欲其杀敌致果，舍命不渝，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革命党人而谋“借权”

，必将是“权不可借而己反被借于人”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