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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重己轻舍私为公的道德观（第9页）

章太炎认为，不脱富贵利禄思想的孔学不可用，惟当借重佛教，尤其是华严、法相二宗。

华严宗强调普度众生，头目脑髓皆可施舍与人，于党人破利禄之念，“在道德上最为有益”

。

法相宗讲万法唯心，与康德讲“十二范畴”

同，主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均属幻成，如此齐生死，旁若无人，“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

[37]。

所以他说：“吾所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生死，非欲人人皆归兰若”

[38]。

希图借佛教的理论，破“我执”

，以激励人们的道德心，并不科学，事实上也易导致唯意志论。

章太炎主张“依自不依他”

和尼采的“超人”

主义，就是如此[39]；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国粹派，尤其是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在革命队伍中毕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景梅九回忆说：章太炎著《革命之道德》一文，“借以坚党人之信志，效率极大。

……先生虽以学问独步一世，而对于革命，则以实行为重，曾一度于民报秘密会议席上，嗔责能文同志曰：‘我辈以言语鼓吹革命，如祭祀之赞礼生，仅旁立而口喊仪节，而看他人跪拜行礼而已。

’同人闻之，多为感动，于是弃笔墨从事于实际革命者，乃接踵发现于内地……皆先生一言之力也”

[40]。

当然，章太炎所以能感动人，又非仅仅在于“言”

之功，更重要还在于他七经追捕、一次入狱，“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

[41]，所充分显示出的力行道德崇高的人格力量。

除了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证明了他自己并未能脱利禄之念，言而无信，为人不齿外，就国粹派总体或其主要人物而言，多不乏高风亮节。

章太炎自不待言，邓实、黄节倾囊维持《国粹学报》，而力拒端方的金钱收买，是如此；宁调元系狱三年，威武不能屈，同样是如此。

因此，国粹派倡“群重己轻，舍私为公”

的道德论，不仅应乎时代的需要，而且身体力行，直接裨益于革命，是应当看到的。

[1]刘师培：《伦理教科书》，第2册，第21课，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5册。

[2]章太炎：《四惑论》，见《章太炎全集》（四），445页。

[3]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德》，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0号。

[4]马叙伦：《绎理》，见《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6。

[5]林獬：《国民意见书》，载《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13期。

[6]醒狂子：《醒狂斋治言·崇德》，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9号。

[7]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德》，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0号。

[8]佚名：《论食古不化与食新不化》，载《警钟日报》，1904-07-28。

[9]邓实：《政群》（五）、（六），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6号。

[10]林獬：《国民意见书》，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908页。

[11]刘师培：《伦理教科书》，第2册，第20、32课，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5册。

[12]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德》，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0号。

[13]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14～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