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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夷六艺于古史（第5页）

总之，孔子超越了前圣，但此种超越是青胜于蓝，冰寒于水式的继承与创造的统一，而非凭空的制作：“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以下毋庸再解矣”

[16]。

此种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见解，至少对章太炎来说，是最富有灵活性的了。

辛亥后，章认定孔子删经书，“未加一字”

[17]，就显得僵硬了。

同时，他们也指出了《六经》所以成为儒家的专利和得到后世长久的尊崇，又有其历史的机缘。

其一，《六经》既为先王旧典，本为周末诸子所共治，但诸家无定本，旧本失传之后，唯孔子编订本独存，自显其贵。

班固作《艺文志》，列《六经》于诸子之前，原明其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但同时又将《论语》、《孝经》附《六经》之后，由是孔门自著之书，始与《六经》并崇。

但这是因尊孔子而并崇《六经》，“非因尊六经而始崇孔子”

。

其二，后儒治经学，能随世俗为转移，不断损益其内涵：两汉侈言灾异，则说经者著灾异之书；东汉尚谶纬，则说经者杂谶纬之说；魏晋好清谈，则说经者杂玄言；宋明尊道学，则说经者空言义理。

“盖治经之儒，各随一代之好尚，故历代之君臣咸便之，而六经之书，遂炳若日星，为一国人民所共习矣”

[18]。

此种对中国历史上《六经》独尊的现象的分析，既肯定了它作为独存的古籍的价值，更揭示了它适应历代专制君权的需要，其内涵变动不居的本质，应当说是相当深刻的。

同时，也正是看到了经学的内涵因时代而异，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序》中，将经学分为四派：“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

这种分法虽然仍有商榷的余地[19]，但它注意突出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的特点，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等，仅分经学为汉宋两家，就显得更为合理，因而成一家之言。

国粹派对经、经学和经学史的上述见解，决定了他们对治经的价值取向，也大异于传统的经学家。

戴震被认为是清代富有科学家求真求是精神的正统派经学大师，但他说：“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

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20]。

《六经》在他们心目中，仍是万世不易的圣典。

晚出的简朝亮甚至说得更明确：“经义者万世之公义”

，“经可从而不可违者也”

[21]。

孙诒让虽认为古人的“迹与习”

，可相与变革，但强调《六经》之中含有“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王而不弊”

，今日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

[22]。

旧式经师一脉相承，终难脱尊经崇道的常轨。

晚清康有为、皮锡瑞等今文家，视《六经》为“万世教科书”

，以为“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

[23]，就其对经书的此种迷信和崇拜而言，他们与尊经崇道的传统，是相通的。

但是，国粹派超越了二者。

他们只是将经书视为古史资料，把治经认作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

这就从根本上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笼罩在经书、经学上神圣而又神秘的色彩，从而使自己的经学研究与传统区别开来。

经书的价值是什么？章太炎认为，就在于存古即保存了古史。

他说：“历史还有用么？如果说他有用，那么经典是最初的历史，怎么可以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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