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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夷六艺于古史（第7页）

最初不过是汉儒干禄的借口罢了，尊信这一条，必然产生两大祸害：一是束缚人们的思想：“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

[32]；二是曲学干禄，必陷于实用主义。

章在写给简朝亮的信中，批评他关于“经可从而不可违”

的说法，认为古今异变，想以经典检括今世，必不可得，“不得，则变其文迹，削其成事，虽谀直不同，其于违失经意，均也”

[33]。

章也不赞成认《六经》为“修身的书”

。

经典中固然有不少嘉言懿行，有益于修身；但是问题在于，它们并非专门为后人修身而写的，这如同大海中有许多珍奇物品，可供人用，“难道海为要给人用，特生这珍物么”

[34]？所以，他肯定清代经儒的可贵之处，即在于其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不以阴阳断人事，虽短于风议，却长于求是。

总之，章太炎强调指出，治经的前提首在“夷六艺于古史”

，破传统尊经的诬妄；治经的目的，只在于存古求真，不在于“适今”

、“尚用”

[35]；同样，经学研究的最高准则，不是“通经致用”

，而是“实事求是”

。

他写道：

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

……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

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

为君者，南面之术，观世文质而已矣；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缔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36]。

强调经学研究必须摆脱对君权和急功近利的政治的屈从，而归于淡泊的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这是章太炎突出求真科学精神的可贵之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清代朴学的优点和反思自己为以“经术饰政论”

所造成的学问上的遗憾时说：“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学不成学，不必问有用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

这与章太炎的见解是相同的。

因此，章太炎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看成是对清中期以来如日中天的“通经致用”

说的一种反思。

应当说，“通经致用”

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它的积极作用。

这不仅表现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些有志之士得以借此打破空疏的传习，关心民瘼，从事实务；而且还表现为，在君主专制和儒学独尊的社会条件下，士大夫得以借经术倡解放，甚至革命党人也借以倡革命（上述刘师培、黄节等人的撰述就是如此）。

但是，也应当承认，“通经致用”

的提法不同于“古为今用”

，是不科学的。

因为，它实际上潜藏着一种极易导致将经书神秘化的消极思路：《六经》足以治世。

邓实轻率地肯定西汉诸儒以《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是“通经致用”

的典范，就反映了这一点[37]，所以，将“通经致用”

作为经学研究的思想指导，是有害的。

章太炎认为它必然造成思想的僵化与经学自身的扭曲，不无道理。

但问题在于，章太炎将“求真”

与“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