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5页）

国粹派的建树在于，在执著体认文化的民族性及其内在生命机制的存在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西文化是互相平行、各具独立价值的两大文化体系即“类”

文化的重要见解。

由是国粹派形成了自己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新思路，这便是在肯定世界文化的多维性和中国文化独具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了中西调和与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必然性。

此种新思路，有力地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表现出了可贵的前瞻性。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东方杂志》主编伧父（杜亚泉）在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7]等文中，根据“地理环境决定”

论将中西文化区分为主“静”

、主“动”

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体系，并在更加自觉的文化模式论的基础上倡言调和中西、以中国文化“统整”

西方文化[18]。

这显然是与上述国粹派的思路相通的。

然而，随着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出现的“学衡”

派与国粹派间的关系，尤其值得重视。

“学衡”

派中坚如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人，都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

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

吴宓等人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白璧德思想的影响（吴为白璧德的学生）。

所以《学衡》系统介绍新人文主义（现代保守主义），实奉白璧德为宗师。

但是，“学衡”

派与国粹派之间又存师承关系。

这一方面表现为前者与后者有直接的师友之谊：“学衡”

派多为东南大学文学系教授，胡先骕、梅光迪更早在1915年即有诗作在《南社集》发表，二人后且列籍“南社”

会员。

而原《国粹学报》主笔及“南社”

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也正“主教东南大学”

[19]。

特别是吴宓，还在《国粹学报》时代即崇拜黄节的诗，后更成其入室弟子，故《学衡》刊黄节诗作最多[20]。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学衡”

派毫不隐晦自己承国粹派的余诸，而以新一代的国粹派自居。

《学衡》杂志标明自己的宗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21]。

高揭的同样是保存国粹的旗帜。

吴宓说，“为保国保种之计”

，尤须保存国粹，“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化之奇功，或可企致”

[22]。

“学衡”

派倡言国粹，一头连着白璧德，另一头连着黄节、陈去病，本身就极具象征性，说明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保守主义是怎样一脉相通。

当然，事实上整个东方文化派执著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力拒全盘西化论，就其文化思想合理的思维而言，又何尝不可以看成是国粹派最初提示的文化新思路的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