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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6页）

（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

耐人寻味的是，国粹派虽然看重国粹与传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提出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

这不仅包括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改造传统家庭、旧伦理、旧道德等，而且还包括主张推广白话文。

例如，刘师培就指出，语言与文字的分离，以及为文以典雅为主，而斥世俗之语，是中国文字致弊的第一原因。

他认为，文字进化的公理是由繁趋简，它决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

[23]。

文言合一，也有利于平民识字。

所以他主张古文不必废，但当务之急要推广白话文。

在国粹派中，林獬于推广白话文最有成绩。

他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不仅为时较早，而且影响甚大。

刘师培也是《中国白话报》的重要撰稿人。

同时，章太炎与钱玄同共同创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也是一份白话报，它在“缘起”

中说：“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

[24]。

上述这些新文化的主张，无例外都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所积极倡导而又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尽管在深度上有不同）。

由此不难窥见，其时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又具有怎样激进的一面。

柳亚子后来回忆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困惑心情时说：“对于这一个运动，我原是同情的。

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至打倒孔家老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

[25]这不仅符合他本人的实际，而且也符合国粹派的实际。

不管他们中多数人后来如何抵触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在当年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新文化主张，却是值得重视的事实。

总之，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展开过程，并没有脱离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时代格局，但它显示了自身的特点，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强调传统；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强调融合西方文化。

这里体现的是一种自觉的和理智的力量。

所以，试图经由自己选定的“保存国粹”

、“复兴古学”

的路径，推动中国固有的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这是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基本取向和主流，也是它规范自身在近代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运作的前提。

诚然，肯定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看到国粹派文化思想的局限。

首先，是它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

国粹派始终未能正视中国文化在进化程度上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事实，而只承认那是局部的或表面的现象，并把问题仅仅转换为“国学”

与“君学”

的对立。

超时空、纯正无瑕的“国学”

既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其局部表面的衰堕是因“君学”

肆虐而蒙尘，中国文化自然从根本上说就无所谓落后。

这样，近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尖锐的时代转换即近代化主题，在无形中被淡化了。

由是国粹派便在很大程度上钝化了自己追求西学新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紧迫感和变革进取的意识。

所以也不奇怪，其倡言保存国粹，虽不乏合理性，却又不免于空疏和夹杂着令人生厌的颂古常谈；其次，文化思辨染上了过于浓重的情感色彩。

这主要不是指他们出于排满革命宣传的需要，对历史文献喜欢作实用主义的诠释，而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缘于民族主义情绪，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将受西方文化同化现实的危险性，造成了心理的紧张：“世多欧风，有百年为戎之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