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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7页）

[26]。

二是作为积学之士，难完全摆脱恋古的情结。

所谓“旧籍未沦，风徽未沫，旧国旧都望之畅然”

[27]，是发忧国之思，也是抒恋古之情。

故马叙伦曰：“某性不囚，未敢自溺于俗伍。

读书窃慕古，获三皇五帝之贻经，虽不甚解，读而津津有味。

若余焉，犹恨其无古古者，斯亦性之爱古与世之宝斝与圜圭者已。”

[28]惟其如此，在国粹派的身上，情感与理性的冲突，随处可见：一方面既强调“吾国犹图腾也，科学不明，域于无知，然则吾学犹未至于逻辑也，奚以国，奚以学”

[29]？另一方面却又将“国学”

说得完美无缺；一方面既强调文言合一、推广白话文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国粹学报》却依旧是佶屈聱牙的文言天地，孤芳自赏；一方面既欢呼20世纪文明必是中西结婚产生的人类新文明；另一方面却又寄希望于“古学复兴”

。

此种趋新复恋古、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态，说明国粹派缺乏进一步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故其多数人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落伍，是难以避免的。

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含着一个矛盾的世界。

然而，它呈现为国粹思潮的整个图像所具有的正面价值，仍然是清晰的。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在经历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民族民主运动正迅速高涨，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的浪潮洪波涌起，而社会文化心理却呈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态势，此种看似相悖的现象，在实际上却是相反相成的。

辛亥革命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推倒清廷、改行共和，而且还在于实现民族独立，“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30]。

社会文化心理呈回归态势，并非意在复古，而是渴望吸纳西方文化最终必当助益复兴固有文化，即意在实现民族的文化独立。

可见，二者相反相成，无不植根于中国现实的民族民主运动。

国粹派在革命队伍中异军突起，其文化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发展民族新文化。

这显然较其时许多人更有力地彰显了民族的觉醒。

固然，他们实际上并无能力解决自己提出的时代课题，其理论与实践也许暴露了过多的失误，但人们却无须苛求古人。

事实证明，在未经新文化运动洗礼，使自己的思想提升到科学与民主的基点上来之前，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否定，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

尤其在晚清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依然存在，封建旧文化的势力依旧强劲的情况下，国粹派提出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主张，实属超前的课题，其难以与传统主义划清界限，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发展民族新文化是十分重大而复杂的时代课题，缺少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从容的内外部环境以从长计议，是难以正确把握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直至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的主张，才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道路，而真正进一步复兴民族文化，甚至在今天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大课题，我们就不会对国粹派的失误感到奇怪了。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31]。

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国粹派存在严重的失误，而在于他们所鲜明提示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新思想、新思路，不仅体现了20世纪初年国人文化识见的深沉和缘是获致的善果；而且甚至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1]马叙伦：《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载《新世界学报》，第15号。

[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第2卷，第6期。

[3]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0页。

[4]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