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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1页）

崛起辨伪指谬，宋学数百年的权威因之动摇，由怀疑而求真的探索精神，也因之一发而不可收，汉学缘是浸浸而起。

是为第一期；乾嘉间，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徵实派”

继起，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徵不信者矣”

，汉学如日中天。

是为第二期；汉学既炽，精华已竭，后继者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所得自微。

是为第三期；嘉、道间常州学派继起，理先王之绝学，外辅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虽言之成理，不能持之有故。

是为第四期。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样没有把汉学兴起的原因只归于清廷的文字狱，而是强调了学术发展自身的内驱力，即学者求真的“怀疑”

精神的高扬；二是认为汉学四期演进，大抵前二期属于进，后二期属于退，所以如此，合乎学术思潮兴衰内在的逻辑：“譬之治国，怀疑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合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向力既虚，强国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虚，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

[47]。

除了对今文经学派的崛起所论不免偏颇之外（下面还将谈到），刘师培的上述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尤其以拓疆建邦作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比人们时常征引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相类的见解，要早了13年。

可见其对清学的理解，同样已非民族主义的原则能规范的。

（二）看重清学的特色

国粹派将清学的主要特色归结为三：

1.清儒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无定。

刘师培指出，周末诸子源远流分，但无非各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固最崇家法，宋明讲学也必称先师。

清儒则不同，治学虽多专门名家，但究其学术渊源，“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

，学无常师、学术流别分合无定，卓然自成特色。

例如，清初浙学为盛，但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得自金华先哲之传，复兼采礼制以矫空疏，是其学“合异为同”

。

传黄宗羲学者数十人，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而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是其学复“析同为异”

。

同样，戴震受学江永，曲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兼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故成皖派汉学之祖。

而其弟子各得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诸人传其数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音韵训诂之学；凌廷堪诸人传其礼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源远则流分。

庄存与治公羊，其兄子绶申传其学而复言钟鼎古文；绶申之侄刘逢禄、宋翔凤治公羊黜古文，翔复从张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始抵于成。

龚自珍少问段玉裁六书之学，后从刘逢禄复喜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近常州学派。

戴望授《毛诗》于陈涣，受公羊于宋翔凤，又笃嗜颜、李之学，而搜辑明季佚事又与全邵同。

足见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学术派别，一样体现了多元合分的统一。

刘师培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都未能道及清学的此一特色，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此他撰《近儒学术系统论》[48]，以申其说。

2.清学南北异趋。

20世纪初年，西方传来的“地理环境决定”

[49]论正风行一时。

国粹派也注意吸纳此一理论，借以考察清学。

他们强调因地理条件的差异，清学有南北之分，其趋不一。

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的东南地区，多平原水乡，其民佚丽，士人喜文词，博学多问，好浏览而少纪纲，易趋摭拾之学，以校勘见长。

故惠栋吴派兴于斯。

章太炎说，吴派特色在“好博而尊闻”

，“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