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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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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也谓，惠栋诸人执注说理，随文演释，扶植微学有补苴罅漏之功，但富于引申，寡于裁断，终不脱摭拾之学[50]；相反，皖南多山，其民勤苦卓厉，其治经亦深邃，故戴震皖派起于斯。

章太炎认为，“综形名，任裁断”

[51]是其特色，而与吴派异趋。

“地理环境决定”

论将外部自然环境说成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不科学的。

但是注意到地理条件差异对于社会学术文化分布与发展的影响，仍具有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国粹派并未将地理因素绝对化，他们曾明确指出地理条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是与社会的交通与开放程度成反比[52]。

惟其如此，他们自觉到不同地区间学术交流与趋同又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清儒学无常师，对清学南北异趋的特点，更不能作僵直、机械的理解，而忽略了其南北交汇的一面。

刘师培认为，南北学交汇始于嘉道之际。

包世臣诸人倡今文经学，是南学输入北方之证；而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的先后出现，则是北学南下的标志。

由是南北学都经历了各自的衍化：“要而论之，南方学派析为三：炫博聘词者为一派，摭拾校勘者为一派，倡微言大义者为一派；北方学者析为二派：训物正名者为一派，格物穷理者为一派”

[53]。

探讨清代学术的地区分布，是现代学者肯定的课题。

国粹派的上述具体结论是否科学，可不置论；但他们既注意到了清学的地理区分，而又能避免将其凝固化，此种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3.“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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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将清学与汉代比较，以为除了今文经学派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

[54]。

刘师培则将之与明儒相较，指出“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

，“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55]”

。

要言之，国粹派视“求是”

为清学的又一大特色。

这与梁启超强调清儒的精神只在“为学问而学问”

一点[56]，异曲同工。

（三）论清学的成就与弱点

国粹派对清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它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新高峰：“（清学）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其著作等身褒然成家著录于国史儒林文苑传者，以数十百计焉，前代所未有也。”

[57]但具体讲，清学的主要成就又被概括为三：

1.以经学为中坚带动了一系列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新繁荣。

邓实认为，清世经儒其于义疏之外，对于诸经及小学古籍有“四大功、四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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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大功”

是：“辨伪经”

；“存古书”

；“发明微学”

；“广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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