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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0页）

[37]。

同时，臧林、梅文鼎、王锡阐诸人皆伏乡井，或穷历数或研训故形声，怡然自守，“以全孤竹之节”

；惠栋及弟子江声等终不应试，亦不通显门；戴震及弟子王念孙、孔广森、钱大昕、王鸣盛等，“淡于荣利，或仕宦不达，薄遊以终”

，也皆被视为“信宁沈潜之士矣”

。

与此相反，清初“仕虏”

官至一品的汤斌、李光地诸人，固被斥为“口诵朱泗之言，身事氈裘之主”

[38]；就是嘉道间身致封圻的阮元、毕沅等汉学大家，也被视作伪学媚君、败坏清学的“蟊贼”

，予以贬斥。

邓实说：“余叙述一代学术而不及高位者，如宋学一派则二魏（象枢、裔介）、汤斌、李光地；汉学一派则徐乾学、纪昀、阮元、毕沅，皆以大人先生执学界之牛耳，然而无取焉者，一则伪应道学以媚时君；一则著述虽富或假手于其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

。

[39]

但是，民族主义又毕竟不足以规范清学。

清代学术虽受清廷某些种族政策的制约，但说到底仍与古代学术一脉相承，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乾嘉汉学的动因不仅限于文字狱，与其时生产繁荣、社会安定造就了学者得以专心著述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正是强调了这一点。

事实上，局限于民族主义看问题不可避免要产生片面性。

例如，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贬抑黄宗羲，其理由是黄本人虽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主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44]。

就不免绝对化。

同样，他无视戴震等人也出仕清廷，而断言其倡汉学乃是为了阻断士人侧身伪朝。

“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

[45]，也有失牵强。

至于以是否“仕虏廷”

或致身公辅臧否清儒，从而贬黜阮元诸人，实不啻将清学大半勾销了。

国粹派的难能之处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并未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作为精通国学的学者，他们同时更能注重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上探讨清学，从而获致了愈形开阔的历史视野。

概括起来看，国粹派论清学主要集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讨清学演变的内在动因

清学的主干是考据学，复以汉学标名。

邓实将汉学的兴起最终归结为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

；第二，功令方以点画声病之学取士，得功名既难，故贤智之士在野者多，“不至以其精力消磨于从政，而仍专注于学问”

；第三，文网日密，士人为学辐辏于说经，摭拾细故，“苟以耗日力纾死祸而已”

。

要言之，汉学之兴是诸多因素制约的结果：“此汉学考据所以经乎天演淘汰而于清世为最适者也”

[46]。

其论说的视角显然已越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更客观地看到了清代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积极作用。

刘师培的见解更进了一步，看到了清代学术变动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

他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顺、康之交，顾氏诸人集注于音韵训诂，于汉学虽有创始之功，但却非其萌芽之所在，“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

。

阎百诗之于《古文尚书》；胡渭之于《易》；毛奇龄之于《四书》；“怀疑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