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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5页）

，创为古文义法，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与汉学相抗。

道光初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不遗余力，更标志着汉宋学之争趋于激化。

方书批评汉学饾饤破碎，“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

，名为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

，固然中其肯棨；但其出发点却在维护道统，欲挽宋明理学于既倒，故于戴震肯定情、欲，批评宋儒“以理杀人”

的论点，攻击尤力，以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

这决定了方书从根本上陷入了荒谬。

如前所述，国粹派于戴震皖派有很高的评价，自不赞成桐城派的攻击。

陈去病说：“桐城者空谭义理，俚浅不根，浮光掠影，如痴人说梦呓语满纸。”

[71]刘师培在《东原学案》中重申戴氏情、欲之说“最便于民”

，认为方东树诸人的攻击无异于蚍蜉撼大树：“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

[72]。

但说理最充分的当数章太炎。

他指出，方书以汉学为破碎。

认疏弃宋儒为败俗，不知顾炎武诸人多志节过人，足见“学之碎无害于人之躬行”

。

宋儒之学既未能超越经学，人们乐群经而厌理学自有其合理性；必以疏弃宋儒为非，汉儒大抵放道而行，其时并无所谓宋儒当作何解释呢？章太炎强调，清代政俗腐败，乃“建夷秉政之为”

即清朝政权倒行逆施的结果，清廷不去，即便程、朱再世也无济于事，如何能归咎于汉学！

应当说，章太炎尤其能从批判清朝专制政治的角度出发，反驳方东树诸人妄图重振理学、强化道统之谬，是有说服力的。

但他于对方关于汉学破碎无益民生不无尖锐的批评，仅仅将之推诿于末流的“转趣奇邪”

[73]，以为与正统汉学自身无涉，回应却不免乏力。

同时，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他们于究竟当如何看待汉、宋学关系，都缺少必要的说明，实际上是重汉学而轻宋学。

惟其如此，邓实在这方面的见解就愈显可贵。

他认为，汉、宋学多有其弊，也各有其“真”

即自身的价值：“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

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

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

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不可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能复兴之。

是则汉学、宋学之真也”

[74]。

邓实以明公理、倡民权和严夷夏大防、倡死节复仇主义分别概括汉、宋学之“真”

，自然并不恰当；但是，肯定汉宋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两大高峰，各有其精华与糟粕的见解却是正确的。

因此，重要的在于，他既反对存门户之见，倡汉宋对立；也反对无谓的汉宋调和说，而强调舍短取长，充分吸收了二者的精华都能裨益现实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不仅是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国粹派论清学的时代亮度，而且事实上也是提示了一种正确处理汉宋学关系的积极思路。

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崛起，邓实归结为四种原因：第一，惠、戴之学须先通音韵为难，不若微言大义之学，“可以涉猎口耳而得”

；第二，正统汉学出于明物训诂，朴质无文，而今文词意华妙为士所喜；第三，“道咸时海内渐多故，汉学方以破碎无用见讥于时”

，而今文经使学者得“借以诩言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