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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6页）

；第四，文学之士便以附庸风雅[76]。

这里第三条最具尖锐性。

今文经学派兴起于乾嘉之际，不是偶然的。

从单纯的学术角度看，固然有文士厌倦正统汉学繁苛无文，以及旧有经学领域既被正统派开辟殆尽，后起者不得不另辟新径等动因；但这些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

根本动因植根于其时清代社会的深刻变动。

嘉庆元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延续了九年之久，已预示着所谓“康乾盛世”

早成过眼烟云。

由是清朝统治盛极而衰，迅速陷入了“衰世”

。

其时它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窘境：内有人民反抗此起彼伏，外有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频频扣关。

在此种情况下，沉湎于故纸堆中的正统汉学家固然一筹莫展；一些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清廷文网渐疏的条件下，转而藉多有“奇异可怪之论”

的今文经学倡经世致用，即缘经术饰政论，谋求变革，便成了合乎逻辑的事情。

所以今文经的复苏不是两汉公案的简单重提，它是现实的政治变动影响经术变动的产物。

邓实指出道咸时海内多故，学者讥汉学破碎，借今文以言经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但遗憾的是，他未能自觉地强调和突出这一点；相反，不仅所提的其他三条均为负面的意义，而且即此“诩（夸张）言经世”

一句，也仍不乏讥讽之意。

在国粹派中，章太炎的见解更趋绝对。

邓实、刘师培诸人尚肯定今文经学派的出现是对汉学末流破碎无用的一种反拨；他则不同，不仅强调后者无非借今文以便文士，而且认为正是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流“转趣奇邪”

本身败坏了汉学：“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

[77]，这就是说，今文经学本身即是汉学的末流。

这样，从整体上看，国粹派对今文经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都缺少应有的重视，自然也不可能对其作出积极的评价。

何以如此呢？将这简单归咎于国粹派的今古文门户之见，并不恰当。

就其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国粹派固然是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但具体讲又是扬州学派（刘师培）、浙中学派（章太炎）、岭南学派（邓实、黄节）的绪余风云际会的结果。

扬州、岭南学派主今古会通，最少门户之见。

刘师培承家学渊源，为前者的殿军；邓实、黄节则同为后者殿军简朝亮入室弟子。

他们都各自继承了学派的传统，主今古兼采。

浙中学派守古文壁垒最严，章太炎为其后劲，今古门户之见也稍显。

但此期的章太炎与辛亥后不同，虽不喜公羊，于今文经并未全盘否定。

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以门户之见论定，不若指出国粹派的以下两点失误更恰当：其一，未能把握清中叶政治变动与经术变动的内在联系。

今文经学派缘经学饰政论，其目的重在经世而非“求是”

；故其倡微言大义，附会经文乃是应有之义。

梁启超因之承认“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

。

国粹派未能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味看重汉学“以求是为宗”

，自然斥今文家“转趣奇邪”

，称之为能言之成理却无能持之有故的“虚诬派”

，而予以贬斥了；其二，受自己民族主义的论学原则的制约。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国粹派终难忘情于对清儒作道德化的批评。

他们认为，宋明儒者虽迂滞固执不足应变，但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励行，颇存婞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