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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7页）

相形之下，清儒不免黯然失色。

章太炎说：“宋、明诸儒多迂介，而清儒多权谲”

[78]，刘师培也以为“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

[79]。

此种有失偏颇的断语，自然只能视作国粹派提倡民族气节而又激于排满义愤的过激之论；但它毕竟影响了国粹派对今文经学派的观感。

因为后者多是些功名无成的士人，为行经世之志，多入幕府代督抚筹划，魏源、包世臣等人就是为此。

因此他们在国粹派眼里，往往成了以经术弋荣利，藉经世动公卿，甚至夷为食客而不知耻的无聊文人，而遭鄙视。

从总体上看，国粹派论清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表现为三：其一，他们对清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特色、成就与弊端的概括与判断，合乎历史实际；其二，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

国粹派推崇惠栋的吴派、戴震的皖派为汉学中坚，高山仰止。

但也指出，前者信古过深，难免曲为之原；肯定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最精，也不影响批评作者不脱门户之见，“故讹误实多”

，“不足为千古定论”

[81]。

至于章太炎不为本师讳，更是人所共知的难能之举；其三，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

国粹派不看重清代理学，对与汉学为难的桐城派批评尤多；但他们并不否定桐城诸子在文学上的成就。

曾国藩是国粹派斥为“民贼”

者，他们却称赞他能融合古文、汉学为一，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堂庑。

同样，国粹派不看重今文经学派，但并未全然抹杀其价值。

例如，刘师培就曾指出，从庄存与到戴望，今文经学派“特立成一家之言”

，即“为微言大义学”

[82]。

章太炎稍存门户之见，但也肯定戴望述《公羊》有师法；王闿运并注五经，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

[83]。

如果我们注意到国粹派既是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而且在现实中他们正与康有为诸人展开的激烈的今古文争，复与革命和立宪尖锐的政治对立互为表里，那么我们就应当肯定，其论清学（“本朝”

学术史）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怎样难能可贵的了。

当然，国粹派论清学仍不脱自身的局限。

其最明显的一大缺憾，便是对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崛起其及经世思潮的发展未予应有的关注和作积极的评价。

这样，他们实际上既将于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以深刻影响的清中期学术的重大变动刊落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其论清学便不能不因之顿然减色。

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恰恰是缘此而增色（尽管这与其本人从属今文经学派不无关系）。

因之，我们又须承认，国粹派论清学终究未能尽脱非理性的情志的制约。

三、刘师培史学思想略论

在近代史上，刘师培是一位成败功过分明的人物。

在1908年变节前，他不仅是被誉为“东亚一卢骚”

著名的革命骁将，而且是公认与章太炎齐名的年轻的国学大师，于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多所建树。

既变节之后，在政治上固为人所不齿，身败名裂；在学术上也迅速倒退，暗淡无光。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刘师培前期虎虎有生气的许多思想主张自有其价值在，值得研究。

由刘师培主撰的《国粹学报》发刊辞的“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