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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8页）

写道：“用理秘文，发掘幽潜，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

[84]钩深致远，探赜索微，用在志古匡今，箴砭现实。

可以说，刘师培（自然也是国粹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史致用。

刘师培通史致用思想的形成，有其主客观的因素。

就前者而言，是出自他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体认。

刘师培认为，中国史学肇端于上古史官。

在上古，尊人鬼，故崇先例；奉先例为清议，载之文字，其事便是史职。

“是则史也，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

……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

[85]。

这即是说，不仅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且官师合一，学用统一，一开始便形成了中国史学及全部学术的特点与优点。

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六经》，就是先王的政典，史官的实录。

先秦九流并起，共出史官。

诸子承《六经》余绪，各成一家之学，即各成一家之史。

刘师培“古政出于史官”

的见解是否确当，可不置论；但他强调通史致用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却无疑是正确的。

从司马迁倡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到龚自珍强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足见中国史学主张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刘师培体认这一点，也就是继承了此一优良的传统。

就后者而言，则是时代条件使然。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面临着大变革的前夜，社会急剧变动。

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岌岌可危，激起了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清政府颟顸腐朽，倒行逆施，又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

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便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在这种情势下，“通古今之变”

的古老箴言，自然会如响斯应地凸现在许多通晓经史的志士仁人的脑际，引导他们以史为鉴。

章太炎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鉴前史。”

[86]正反映了这一点。

刘师培既坚信“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

，作为著名的共和革命党人，他愈加自觉地藉史学助益革命，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前期刘师培借史助益革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论证共和革命的必然性。

刘师培指出，从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看，君权不过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上古之时，众生芸芸，无所谓君主也，无所谓臣民也”

[87]。

后因民起相争，为协调群体计，遂共立君。

《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

“林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