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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第14页）

3.民主思想的发展。

众所周知，经明末清初社会剧烈震**之后，以顾、黄、王为代表，中国古代反对君主专制朴素的民主思想在清代有了明显的发展。

国粹派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将之视为清学的一份重要遗产加以着意表彰，尤具深意。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64]，以卢梭的《民约论》为范本，试图整理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以助益共和革命的宣传，自然有失牵强附会；但是，仅就该书开列的清代几位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而言，今人所公认的清代富有民主思想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实多已囊括其中。

这足以说明作者目光的尖锐。

同时，在这些人物中，国粹派尤其突出强调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的思想价值。

他们称颂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以为其《明夷待访录》“发明君臣之原理，以提倡人权”

[65]，足以与《民约论》并驾齐驱，国人读是书，“足以觉迷而争自由”

[66]；称颂唐甄的《潜书》“去君主之威严，发平等之公理”

[67]，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垂不朽。

戴震的上述二书倡言人性自然论，强调情、欲为人性所固有，力斥宋儒“存天理灭人欲”

的谬说，发出了要求尊重与发舒人性反封建的强烈呼声。

但二书长久不为世人所重，默然无闻。

惟国粹派十分看重其价值，视若拱壁。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东原学案》、《理学字义通释》；章太炎的《释戴》；马叙伦的《论性》；邓实的《国学今论》等撰述，对此都反复申论。

国学保存会不仅出版了二书，且在《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上刊有广告写道：“（二书）皆发明公理，确宗汉诂，尽扫去宋儒合理论势，以势为理之谬见。

我国自宋以来盛倡名分之说，以犯理即犯分。

君主利用其说以制天下，祸中生民盖数百年矣。

自二书出，始决藩篱，独申公论，舍名分而论是非，舍势而论理。

其解理字也，以为理生于欲，情得及其平，是为循理，与西国民主制公好恶于民而倡人类平等之说相合……凡宋儒意见拘墟之说足以误国害民者，咸扫**廓清，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二书之价值，其排专制主言共和，盖与卢梭之《民约论》、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并垂天壤者也。”

这里虽然仍不免牵强，但戴书的反封建意义首先主要是由国粹派倡明的事实，却是值得重视的。

他们上述对清儒民主思想的彰扬，既是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时也即是对清学的有力的肯定。

在国粹派看来，清学的长处中同时即倚伏着自己的短处。

清代学术固以“求是”

为宗，因而锤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但“用世之念汨于无形”

[68]，即淡忘了经世致用的责任，其末流更不能不陷于破碎与空疏。

他们指出，清儒“学鲜实用”

，为汉学者“攗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

；为宋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谈，固陋寡闻，闭聪塞明”

[69]。

清学以反对宋明理学空疏和倡实用兴，终因重蹈覆辙，无实无用衰。

这应是公允之论。

宋明理学弊极而清学兴。

但清初顾炎武诸人虽惩宋、明空疏而倡经世之学，却无分汉、宋。

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大炽，清学壁垒森严，宋学愈无颜色。

然是时有方苞、姚范、刘大魁为首的桐城派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且主“因文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