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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整体发展与完善（第4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稿刑法草案都明确规定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

如1954年9月30日《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第11条第2款规定：“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

[18]1957年6月28日《刑法草案（初稿）》（第22次稿）第46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无期徒刑。”

[19]1963年10月9日《刑法草案（修正稿）》（第33次稿）第46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无期徒刑。”

[20]

但到后来，有关对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规定被从刑法草案中取消了，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也都没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规定。

为此，有学者认为，从现行刑法的规定而言，除死刑对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有限制之外，其他刑种都必须根据具体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程度而定，对适用的犯罪主体没有限制。

因此，从立法上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并没有明文限制。

[21]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

4.关于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立法发展

我国刑法和刑法草案关于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总体上比较简单。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7月25日的《刑法大纲草案》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规定具体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只在草案的第11条笼统地规定“应施以教育，并得对其父母或者监护人作严厉警告”

。

[22]1954年9月30日《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和1957年6月28日《刑法草案（初稿）》（第22次稿）则规定，对不予处罚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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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仅仅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其加以管教可能不足以管教未成年人，1963年10月9日《刑法草案（修正稿）》（第33次稿）第14条在“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

[24]此后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采用了这种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二、主要特点

综观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可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立法模式上完全采取分散式立法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国外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在普通刑法之外专设单行少年刑法，如德国和日本；二是在普通刑法之中设专编、专章或专节规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如瑞士、俄罗斯、越南；三是在普通刑法中分散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相关规范，如意大利。

[25]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看，我国采取的是一种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即在普通刑法中分散规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和刑罚的相关规范。

其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从宽处罚以及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都是采取合并成专门一条的方式规定在刑法的“犯罪”

部分。

而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则是采取专条或者专款的方式规定在刑法的“刑罚”

部分。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这种立法模式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毕竟新中国的刑事立法起步比较晚，尚不具备在刑法之外专设未成年人刑法的条件，而且由于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条文较少，因而没有设专节的必要。

2.立法理念上比较注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这通常被称之为儿童最大利益保护主义。

其基本含义是指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在儿童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的时候应当以儿童利益为优先的选择，通过儿童利益的保护去实现社会利益的维护，而不能以牺牲儿童利益的方式去实现社会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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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理念上是比较注重儿童利益的保护的。

第一，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范围总体上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