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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整体发展与完善（第6页）

2.在立法的内容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严厉有余而宽和不足

尽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强调刑事立法的宽严结合，但是，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内容看，仍然存在严厉有余而宽和不足的问题。

第一，对未成年犯罪人仍然可以适用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刑种，具有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的性质，并且依照现行刑法必定附带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内容。

而未成年犯罪人毕竟尚未成年，可塑性大，较易改造。

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即便在执行中对其减刑、假释，也至少要执行10年以上。

这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设置得太少。

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在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适用，也可以在行为构成犯罪但不适用刑罚的情况下适用，还可以在已经被适用刑罚的情况下适用。

因此，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恰当适用不仅可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而且还可以提高刑罚的教育改造效果。

从我国两部刑法的规定看，关于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设置太少，一些适用于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又不具有针对性，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第三，没有明显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

减刑、假释是两种从宽的刑罚制度，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但是，无论是在这两部刑法还是在这期间的各种刑法草案中，都没有关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特别规定。

从刑事立法上看，未成年犯罪人只能和一般成年犯罪人一样适用减刑和假释制度。

刑事立法没有在刑罚从宽制度上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和与保护。

第四，没有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消灭制度。

我国存在赦免和追诉时效两种刑罚消灭制度，但是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都是针对所有人的，并没有从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角度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专门设计，如没有在追诉时效上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时效短于成年人犯罪的追诉时效，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后经过一定时间可以消除其犯罪记录的前科消灭制度等。

3.在立法的科学性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有待斟酌

立法的科学性是所有刑事立法的基本要求，但是从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来看，其中部分规定的立法科学性还有待增强。

第一，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不甚合理。

我国1997年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限定为八种犯罪，但是这一规定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没有明确八种犯罪究竟是八个罪名还是八种犯罪行为，从而造成了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上的争论与混乱，虽然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刑事立法的层面，纷争仍然存在。

如有学者认为，该解释不仅从根本上说有悖《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精神，而且还增加了司法实务中具体操作的困难。

[29]二是将贩卖毒品罪纳入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犯罪范围不合理。

这是因为，贩卖毒品罪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但其严重性与其他7种犯罪毕竟存在一定差别；而且从社会危害性认识的角度，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对贩卖毒品等法定犯的危害性质尚缺乏足够准确的判断能力。

[30]三是没有将一些有关的犯罪纳入其中。

这些犯罪包括：一些危害性质极其明显能够为未成年人所认识且实践中也常见多发的犯罪，如盗窃、抢夺、诈骗、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等犯罪；一些危害性质明显且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如像一些危害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等。

[31]

第二，允许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不甚合理。

我国刑法并未排除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在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的现象也很普遍。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并不合理。

一方面，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并不能起到教育改造的效果。

日本学者西山富夫说：“罚金刑是给受刑人以失去财产为痛苦，以此达到镇压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的刑罚。

因此罚金刑不像自由刑那样具有积极的教化改善功能，而只有消极的镇压作用。”

[32]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可能产生变相株连的效果，因为未成年人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

[33]我国有学者进而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未成年人大多都在学校学习，或者刚刚参加工作和劳动，经济上依靠或主要依靠家庭，一般尚无相当数量的个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