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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国际立法评析（第4页）

[2]继而，区域层面1990年通过的《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生效于1999年11月29日，[3]目前已有不少非洲国家相继签署或者批准该区域性的国际公约。

依据“条约必须信守”

的国际法原则，签署国与批准国均“负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

；[4]而在条约生效之后，“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

，[5]且“任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6]。

从而，任一缔约国的立法疏漏抑或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违反本国应尽的国际人权义务，都会引起该国在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之承担。

相关监督力量的增强，集中反映在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的定期报告方面。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该委员会，深切关注各缔约国的儿童权利保护状况及其履约情况，并针对问题国家发表一些关于儿童生活贫困状况、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等生存状况的正式报告，以便敦促缔约国尽快通过立法等形式禁止任何体罚儿童的侵权行为。

通过该委员会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各缔约国大都秉承“儿童利益优先”

、“国家监护”

、“儿童特别保护”

与“教育感化”

等项基本原则，尤其对于贫困、失养、失教与受虐的未成年人，国家作为其最高监护人有必要履行促进其幸福成长与尽量减少司法干预的义务。

关于国际人权条约的扩展与《儿童权利公约》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既包括作为其制定基础的《世界人权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涉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美洲人权公约》、《阿拉伯人权宪章》、《开罗伊斯兰人权宪章》、《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与《美洲国家预防和处罚酷刑公约》。

这些国际人权条约，对多项儿童权利公约的制定与通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成为其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内容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这些国际人权条约，既包括相关的国际人权规范，也涉及其实施机制与权利保障措施。

对于该条约的正式批准，意味着缔约国的一系列国际人权义务，而非其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例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赋予缔约国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有关国际机构提交定期报告的义务，规定了处理国家的来文指控与有关争端的和解制度，并专门设立了个人申诉的权利保障制度。

在区域性的人权条约方面，欧洲地区所建立的人权保护制度最早。

早在1950年，欧洲理事会即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并依据该公约第19条之规定，设立了常设性的区域司法机构即欧洲人权法院。

继1990年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又允许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个别团体向其提交人权案件。

在美洲地区，依据《美洲人权公约》成立的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作为区域性的司法机构也发挥着人权救济与监督保障的重要作用。

由此，相关实施、监督措施的制定，尤其是人权监督机构的设立，有助于促使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之有效执行与有力监督，也有益于作为其“硬性因素”

的监督力量随之逐渐增强。

二、问题与不足

尽管现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国际法律制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利于保证相关领域国际刑事规制秩序的基本实现，但鉴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国际化、普遍化等特殊性，其目前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尚存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效力范围有限

关于儿童权利国际规范的效力范围，之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主要是源于有关国际人权法的非普适性。

尽管作为相关条约规范之典型代表的《儿童权利公约》，已为众多的国家所签署或者批准即迄今已有193个缔约国，但并非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皆参加了该公约。

也就是说，参与该公约的广泛性不能等同于有关条约规范的普适性，正如分别于1995年与2002年签署该公约的美国与索马里，至今对之未予批准也无须适用该公约一样。

由此，在相关的国际人权法规范中，国际人权条约的非普适性可见一斑。

而其他国际人权规则的非普适性，则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效力范围密切相关。

例如，联合国人权机构有权起草国际人权规范，但作为其载体的联大决议缺少强制的执行力，换言之，由于每个国家可自主决定保留抑或适用该规范，这些人权规范的效力范围仅及于对之予以保留的相关缔约国。

同样，国际法院所提及的“对世义务”

，并非意指对所有主权国家的普适义务。

其中，包括基本人权原则和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就不适用于持续反对某项规则的有关缔约国。

[7]此外，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致使有关人权标准的效力范围或其普适性程度更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