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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基本原则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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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罪的刑法原则的归纳也要体现出宽缓化对待的特点。

其次，要对少年司法的模式做出选择。

少年司法中的治理模式在历史上主要有这样几种：（1）以惩罚为主的刑罚模式。

该模式基于报应思想，注重严打，强调法治主义和罪刑相当，刑法明确而确定，刑罚严厉。

（2）以医疗为主的治理模式。

该模式认为，犯人就是病人，需要治疗和个别化的处遇，以社区处遇为主，以社会政策为主的治理。

（3）以保护与教育、帮助为主的福利模式。

该模式立足于人道主义，着眼人权与发展，以教育代替惩罚，以保护代替监禁，体现了保护优先主义的立场。

（4）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行为人犯罪后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刑事和解兴起，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协议，通过加害人的悔罪赔偿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成为治理的核心。

综观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历史，重心在惩罚与福利之间犹如一个循环摆动的钟摆，让人捉摸不定。

面对这样的态势，我国应怎样选择治理模式才更有针对性？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近些年来在我国呈现多发趋势，犯罪性质和后果的严重性也在不断增强；但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又有较强的可改造性，青少年的人生道路事关未来社会的发展。

结合我国刑罚过于严厉的传统，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确实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理念，只有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将福利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相结合，才是我国现阶段少年司法模式应作出的选择。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的基本原则

综上，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原则的概括既要反映出“宽严相济，以宽为先”

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又要体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反映福利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要求，在吸取其他学者概括的刑法原则的基础上，笔者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原则概括为以下三个。

（一）区别对待、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少年司法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毕竟，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不同。

异质犯罪观认为，未成年人行为与成年人行为的区别不仅是年龄上的数量之别，而且在于其身心发育之中的本质差异。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认为：“未成年人是未成熟的人，他们是缺乏责任感的，他们更易受到消极的影响，易受他人及环境左右，他们与成年人不同。

有此情况我们应该确认未成年人的罪责是较少的，他们得到的处罚应该较轻。”

[2]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国家亲权主义的兴起和对未成年人未来成长的重视，区别对待原则应运而生。

区别对待原则包含两项含义：其一是在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矫正的过程当中，必须将其与成年犯罪人区别开来，采取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措施、方法；其二是对不同的未成年犯，根据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和其自身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和矫正形式、办法和措施。

就第一点来看，该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未成年犯罪领域的特殊贯彻，它看似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矛盾，实际上却通过对未成年人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处理方式，达到了追求实质正义、实质平等的效果。

在定罪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实施的轻微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以犯罪对待；在量刑中，注意教育、感化、挽救，从宽判决未成年犯；在执行中，尽量少用监禁措施，如果关押未成年犯，也要将其与成年犯分别关押，这些都是区别对待原则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还专门设立了针对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的部门，在庭审形式、流程等方面也体现出与成年犯罪人的区别，这对于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促进未来制定专门的少年刑法都颇有推动作用。

就第二点来看，它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体现。

就范围来看，它包含的范围比刑罚个别化原则更广。

案件的性质不同、犯罪人不同、犯罪产生的原因不同，就要求适用不同的处理、矫正办法。

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各异，错综复杂，必须在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和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个别化的处理、矫正办法，以增强刑法处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另外，情节的差别可以反映出未成年犯罪人不同的人身危险性，区别对待也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

区别对待的基点是宽，区别的参照系正是普通成年人犯罪，因而差异的实质体现的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

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是刑法反映社会发展诉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