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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研究（第2页）

“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

第21条在关系档案或案卷的相互冲突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即加强控制警察、检察机关和其他当局的利益同少年罪犯的利益。

规定少年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

应仅限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

。

并且“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

。

这在实际上就提出了对少年犯应当实行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显而易见，我们国家现存的刑事污点制度与《北京规则》所要求的底线标准是相悖的。

2.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与成年犯不同

青少年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一个由幼稚向成熟转化的过渡时期，因其心理、生理尚不完全成熟，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相对粗浅，经验不足，容易受外界引诱、影响，其辨别是非善恶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比较弱，在人格上尚未完全定型，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因而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根本的不同。

德国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学者克罗伊策尔先生曾经说过，“对儿童来说，有时候游戏、幻想世界和严肃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儿童与青少年固有的犯罪行为的动机常常可以在游戏、胡闹、冒险、体育活动、自我发泄、恶作剧、捣蛋中找到。”

也就是说，儿童虽然事实上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但他们并不知道或者说不可能意识到他们行为的不法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在这种懵懂无知的心理状态和认识水平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固然要受到刑法处罚，但是如果要未成年人终身生活在年少时候犯罪行为的阴影下，显然不符合法的正义价值。

“少年刑法中之处遇措施，应依据少年身心发展及其成熟程度为出发点，并非纯粹以犯罪行为为根据。”

[3]正是基于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上的特殊性，对未成年犯在法律处理上与成年犯应有所区别，应该给他们更为宽缓的社会环境，消灭刑事污点，让他们走出“曾经犯罪”

的阴影，树立开始新生活的信心。

3.犯罪学标签理论已有充分论证

贴标签是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一个人在初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后，如果被有权界定标签的人贴上不道德的犯罪人的标签，就留下了一个污点，使行为人处处受到这种污点的影响：在家庭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所讨厌，在学校被教师和同学所歧视，在社会上找不到理想的职业。

因此，被标定为罪犯标签的人常常被人们视为危险人物而被排斥到群体之外的“边缘地带”

。

犯罪学标签理论注意到了社会的看法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

“标签效应”

会成为犯罪少年重新回归社会的重大障碍，这应当成为我们在对待少年犯罪问题时所要达成的一项共识。

未成年人是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希望所在，我们不应该遗弃任何一个孩子，哪怕他曾经失足。

我们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未成年人，坚信每个未成年人都有发展的潜力，每个未成年人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怀，揭掉附着在未成年人身上的标签，促使其回归社会，才是法治理念题中应有之义。

法国刑法理论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

4.“刑法谦抑性”

基本精神的要求

刑法谦抑性要求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对少年司法价值取向的影响体现在少年司法的目标——促进少年福利以预防犯罪，同时使得司法干预尽可能的最小化，少年问题主要应由社会政策及社会力量解决。

在刑罚实施完毕后，仍让未成年人生活在刑事污点的阴影下，显然不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也不符合人道主义，让失足未成年人放下包袱，回归到社会中独立生活，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教育、感化、挽救”

，刑事污点制度的存在削弱了这一基本理念的社会效果，在实质上让惩罚的力度不适当的得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