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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立法的不足（第3页）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这里的“不满18周岁”

应当是指宣告缓刑的时候不满18周岁，而非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

否则，不能适用《刑法》第72条关于缓刑从宽的规定。

[1]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处遇措施，更注重看待行为人对刑罚的承受能力，因此年龄的界定要以宣告时为标准。

6.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前科是指以前曾经犯罪或受过刑罚处罚的记录。

前科报告义务要求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就业、入伍时要报告自己的前科，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因此属于刑法规定的从严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在现行《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了第2款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本次修正案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但报告义务的免除有利于促进未成年犯罪人尽可能平等地进入社会，体现了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宽宥。

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立法的不足

总体来说，我国现行刑法和之后通过的修正案自始至终都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但是，与国外刑事实体法对未成年犯罪的规定相比，特别是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的规定还有诸多不足。

总体来看，现有的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法立法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立法模式零散，缺乏系统性。

我国现行刑法只用几个条文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的处遇措施，很多专门的规定都无法包含进来。

由于规定的分散性，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方针、原则都无处规定，缺乏概括性的指导原则。

其次，惩罚性过重，保护性不足。

[2]从目前的刑罚适用来看，除了死刑被明确排除出未成年人的适用范围外，其他主刑和附加刑都可以适用。

在刑法分则中，对罪状的表述和法定刑的配置都是针对成年人的，没有专门考虑未成年人犯此罪的特殊性。

就此来说，现行刑法仍然是成人刑法，少年刑法只是补充，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最后，保护力度不够，规定不彻底。

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恰当适用不仅可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而且还可以提高刑罚的教育改造效果。

但是从我国两部刑法的规定看，关于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设置太少，一些适用于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又不具有针对性，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3]同时，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力度，但我国现有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不彻底，不少规定还留有余地。

如缓刑等虽要求进行社区矫正，但却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措施；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是一项进步，但却没有建立彻底的前科消灭制度等。

具体来看，立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缺少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行为，都不是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明确规定。

虽然这样的内容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已达成共识，但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要求也需要我们在刑法中将此规定予以明确。

综观其他一些国家刑法的规定，大都采用此种做法。

例如，《日本刑法》第41条规定：不满14岁人的行为，不处罚。

《德国刑法》第19条规定：行为人行为时不满14岁的，不负刑事责任。

《罗马尼亚刑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

《意大利刑法》第97条规定：在实施行为时不满14岁的，是不可归罪的。

《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