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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立法的不足（第4页）

第18条等，也均采用直接规定的立法模式。

增添这样一条规定既可以表明我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明确态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区别对待的理念，又符合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促进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之间的衔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扩大了未成年人担责的范围，无法体现出与成年犯罪人的区别。

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面对社会转型，现代化的高科技、高风险领域明显增多，风险的合理分配成为了刑法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此外，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一般较低，行为的发生又往往具有偶然性，把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要求，不免严苛。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成年人自身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高注意义务要求的风险活动具有全面的预见性，因此，不区分情况地让未成年人承担完全刑事责任是不当的，应缩小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过失犯罪的责任范围。

当然，具体有哪些过失犯罪需要由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不甚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限定为八种犯罪。

但是这一规定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没有明确八种犯罪究竟是八个罪名还是八种犯罪行为，从而造成了司法实践和理论上的争议。

虽然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但是在刑事立法的层面，纷争仍然存在。

对于具体行为的判定、各罪名涵盖的范围，特别是一些法益侵害特别严重的行为，能否包含在这几个罪当中还存在不少争论。

二是将贩卖毒品罪纳入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犯罪范围不合理。

这是因为，贩卖毒品罪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但它不属于严重暴力性犯罪，其严重性与其他7种犯罪还存在一定差别；而且从社会危害性认识的角度，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对贩卖毒品等法定犯的危害性质尚缺乏足够准确的判断能力。

[4]此外，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单独从事贩卖毒品活动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成年人一起贩毒，在贩毒活动中所起作用有限，并且往往被当作犯罪工具使用，本身就是受害者。

[5]三是没有将一些有关的犯罪纳入其中。

一些危害性质极其严重而且能够被未成年人所认知的犯罪就没有被纳入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绑架罪便是其中的典型。

第四，在刑种设置上，并没有排除无期徒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禁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死刑，但对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则不置可否。

2005年12月1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

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由此可见，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虽严格限制，但还是允许适用。

这种做法需要改革。

因为，首先，它与国际公约的精神明显不符。

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看，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确保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国际公约的规定从原则上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我国作为公约的批准国，应当贯彻该规定，与国际接轨。

其次，它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没有关注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可能性。

未成年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年龄小、心智不成熟、可改造性强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对他们要更重视改造的效果，以促进其再社会化。

无期徒刑的不可分性和严厉性决定了此刑种会彻底否定服刑人员的矫正可能性，让其彻底与社会隔绝，更有可能对未成年犯的心理造成极大损伤。

未成年人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以其一时冲动酿成的犯罪来否定其未来的表现不具有合理性，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再次，它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不符。

根据现行《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中“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而在未成年人犯罪之死刑适用绝对禁止的情况下，无期徒刑就是现有的最高刑期，在此基础上再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不能适用无期徒刑，这也是与现行《刑法》第17条的明文规定和有关法理相协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