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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刑罚论（第3页）

学说，主要含义大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父母只是一家之主，而国王则为一国之君，他是他的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家长。”

因此，他有责任也有权力保护他的国民，特别是保护那些没有能力照管自己的儿童。

到15世纪前后英国法逐步形成了“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而不是惩办官吏”

的衡平法法学理论。

再后来，这一理论逐渐演变成了英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

国家，如同少年的父母一样，应为少年儿童谋福利，并对他们尽一定的扶助义务，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儿童，对待少年儿童的罪错行为，国家有权代表家长，给予其治疗、帮助其改过自新。

即国家亲权理论将国家视为无法律能力者（如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最终监护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必须照顾那些不能自我照顾的人，特别是那些缺乏父母照管和监护的未成年人。

美国独立后，继承了这一理论，将其作为指导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

此后，自从1899年7月1日美国伊利偌伊州第41届州议会通过了《少年法庭法》，并根据该法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独立的少年法庭后，世界范围内的少年法院运动将这个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基于事实上的需要或者法律上的创设，将监护权委任给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家庭，受任的监护人担负这一社会负责，若有滥用或懈怠，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及社会的利益，国家可以解除委任而将监护权收回。

至现代，国家亲权理论已不断丰满完善，成为英美法系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根基。

受限于自身身心发育不成熟，未成年人无法自主支配自身权益，而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国家和社会代为行使，国家和社会在通过行使这部分由未成年人让渡的权利来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照顾责任时，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作为基本任务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赋予国家对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权的同时，也要求国家应当积极地行使这一权力，国家亦不得懈怠并应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为目的。

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国家就应当如同父母一样全心呵护着未成年人，也应当像父母一样永远将未成年人的利益置于首要考虑的地位。

它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责任，要求超越报应主义观念，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

2.“刑罚个别化”

理论

刑罚个别化是新派刑法学者所倡导的一项刑事政策。

来源于新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刑事政策学说，李斯特曾致力于将该理论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为青少年罪犯建立一种“不怎么带惩罚性的制度”

。

作为19世纪刑罚改革的产物，从19世纪末期的欧洲开始，刑罚个别化这一新的刑罚理论逐渐兴起，并随着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的传播传向了世界各国，对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理论认为犯罪是犯人个性的产物，各犯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即使是同一种类的犯罪，其反社会性的大小及人身危险程度，也因人而异。

因此，对其处以何种刑罚，应当以犯罪人的反社会性而定，而不能依外部侵害的大小为根据。

刑罚个别化可分为量刑个别化与行刑个别化。

这种理论主张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刑罚价值评价，主张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强调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治，反对单纯的报应和以惩罚为目的的惩罚。

科学的发展使人认识到未成年人有着异于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从而使人意识到未成年人并非成人的小模型。

由于未成年人尚处在身心发育过程当中，对一些社会规范和社会责任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他们不像成人犯罪具有明确的反社会性和主观恶性，在许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的过失行为与未成年人的意志无关，往往是因为超出其不成熟的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范围，即便是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未成年人过失，也更多的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的表征，而非其主观恶性的反应，为此其社会危害性也小。

在很多场合，未成年犯的人格被称之为临时犯罪人格，指犯罪人人格结构尚不稳定，或者说尚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外界条件的作用而临时地表现出犯罪性，这种人格结构和发展状态即是呈现出的临时性的犯罪人格。

具备临时犯罪人格的临时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或犯罪后往往有所悔悟，易于教育和矫正，具有较轻人身危险性。

因此对未成年人适用特别的刑罚制度（包括量刑和行刑），对其进行教育矫治，帮助其复归社会，是刑罚个别化理所当然的要求。

3.社会责任理论

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个人主观的原因，但也是社会上各种消极因素、不良影响、制度缺陷、恶劣环境等交互作用的结果。

近代犯罪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外部性。

未成年犯虽然实施了犯罪活动，甚至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不良环境的影响和行为人幼稚无知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能仅仅归咎于未成年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犯罪的未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讲，既是加害人，又是被害人。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承担一部分推卸不掉的责任。